乡村教育

一转眼，离开农村已经四年了，当初的乡村教育志愿者计划早已是纸上谈兵。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不理想的理想主义者。当初参与公益事业，原以为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结果却终结了自己的理想。本以为公益组织很单纯，结果比公司还要复杂。本以为可以淡迫名利，结果看到更多名利之争。本以为可以看到希望，结果却看到太多阴暗。如今的公益事业造就了不少公益明星，却没有几个人认真反思到底做了什么，到处帮到谁。可持续的公益组织更是凤毛麟角，绝多大数还在享受助人为乐的快感。

今年看到联想创投计划的新闻，能够看到明显的进步，企业不再仅仅是捐钱，而是关注公益组织的能力建设。但是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公益组织是否关注受助人群的能力建设？是否只是重复收钱捐钱收物捐物？助人自助，是否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遗憾的是，目前99%的公益组织都做不到。

这两年来，官方民间对于公益的关注大胜从前。仅就助学而言，除了原有的助学组织，不少大公司也参与其中，红粉笔乡村教育计划和思科网助计划就是一个例子。但是我发现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即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表面，极少有人关注更深层的东西。举例说明，现在大家都热衷于给学校捐图书，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捐书只是第一步，怎么让学生看上书用上书才是最重要的。根据我直接或间接从不少农村学校了解的情况，大多数学校的图书室都形同虚设，图书被束之高阁。原因不是孩子不喜欢看课外书，而是学校不给孩子看。根本原因是应试教育惹的祸，农村学校的精力都放在应付各种考试，哪有时间让孩子看课外书。此外，农村学校普遍师资不足，抽不出专职老师管图书室。再之，农村孩子放学都要帮家里干活，可以用来看课外书的时间很少。我看不出现在的助学组织在这几个方面有什么突破，因此也不看好捐书助学的前景。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短期支教。短短几天的活动除了给组织者和参与者带来荣誉以外，对于乡村学校和学生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有钱组织这种活动，倒不如给基层的乡村老师们提供一些培训进修的机会，这才真正有助于提升乡村教育的教学水平。

下面是我的一个香港朋友写的一些关于助学的体会，切中时弊，很有借鉴意义：

我们的项目以扶贫为主，教育项目只是为配合扶贫而做的。因此，我们会修建 社区中心，而不只是修建学校。说到建校助学，我感慨颇多，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我 1996 年便开始参与建校工作，加入了香港一个助学机构后，主要负责在内地的建校项目。在那4 年多里，我跑了22 个贫困县的山区，从考察危校、签订修校协议、视察建校过程、验收新校舍到回访学校都参与到。但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光是建校助学是不够的，一个地方如果经济和人文素质不改善的话，我们要永远资助下去。而且光有硬件而缺乏软件的话，学生的质素还是无法提高。我看过不少配套三室 (即图书室、实验室和少先队活动室 ) 慢慢的失去了原先的作用，图书室里的图书原封不动放着，因为校方怕学生弄丢弄破而无法向日后也许会回访的捐资方交待。当实验室的第一批实验化学品用完或仪器弄破后，因为没有后续资金购买化学品和补充仪器，实验室变成了储物室。少先队活动室则更多的成为了老师的卡拉 OK室。有些学校更有微机室 ( 即电脑室 ) ，但有时会空置着，因为没有购买电脑的后续资金，或即使有了电脑却没有懂电脑的老师任教。我也见过一些学校，老师宿舍有彩色电视机，但教室却不能开灯，因为灯泡或灯管不知被谁拿走了，有些学校则因交不起电费而不敢用电。

 

助学的目的经常被宣传为让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但我发现更常见的现象是只让已经在校的贫困生得到资助，当然这也舒缓了贫困家长的生活压力，但真正失学的不一定因为这类助学活动而得以入学或重返校园。我曾经以私人身份到某助学地点的高山上作调查，发现很多失学儿童，就是已上学的也是在家长借高利贷的情况下才得以读书。当然，我这个调查也只能显示一个地方 (还只是一个乡 ) 的情况，不能概括地说所有地方都这样。我也不是说不应搞建校和助学，毕竟正规校舍建成后，在校的孩子可以在光线充足、设备完善的校舍上课，这总比在漏雨通风的危校上课好得多。贫困家长因助学活动而得到资助，也多少解决了部份生活压力。但这些经历让我觉得要真正改变贫困山区的面貌，应该从综合扶贫入手，而不只是做教育项目。

参与NGO或者草根组织的人们似乎都喜欢谈理念，什么参与啊，赋权啊，关注弱势之类的，以至于一个项目是否能够得到批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涉及的理念是否“先进”。同时人们却很少考虑这些理念是否真的有效，是否真的需要。

举个例子，有统计数据表明，“参与式”项目多数是失败的，而NGO还是热衷于把自己的民主意识灌输给不知人权为何物的当地人，仅仅是因为他们觉得世界应该是那个样子。再有，目前的大多数乡村学校图书室都是形同虚设，而助学组织们还是热衷于收集书籍并送到那些即将被束之高阁的地方，仅仅是因为他们觉得农村孩子需要看课外书。

我提这个问题的目的并不是指责充满爱心的人们，只是想指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理念固然重要，但不能代替吃饭。做任何事情都不能不考虑实效，尤其用的是善款。做任何事情不能只靠自我感觉，更要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只有搞清楚别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才可能真正帮到别人。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农村最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换句话说，农民最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三农问题，也在讨论所谓话语权。的确，农村的事情应该由农民做主，任何外来者都不能代替他们做出选择。某些三农问题专家自封为农民的代言人，其实人家农民压根就没让他代言。农村教育也是一样，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农民自己，而不是城里的热心人士。

因此我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力断言农村最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只能就我所了解的情况与大家讨论讨论。

以我在农村调查的情况看，目前农村的“读书无用论”是相当普遍的，不但很多学生家长持此观点，很多学生也是一样，因厌学逃学或出外打工而辍学的现象相当普遍。

个人认为，除了学费因素外，这与目前农村的教育体制很有关系。和城市一样，农村学校也是采取应试教育，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目前国家提倡素质教育，提供减轻学生负责，这在城市学校里还是有一些效果的，但是在农村就完全不是这样。以我走访的农村学校来看，没有一所实行哪怕一点点的素质教育。不少中学一天到晚，除了上课就是上课，早上6点开始上早自习，晚上10点才下晚自习，全天的休息时间加起来，只有两个小时（除了吃饭睡觉）。星期六星期天也不闲着，要么上课要么上自习。不少小学没有开设阅读课（很多根本就没有课外书）和劳动课，仍然布置大量的家庭作业（比如抄课文）。农村学生的自由支配时间很少，从早到晚除了上课就是帮家里干活。另一方面，农村学校使用的教材也跟城市一样，大部分学校采用人教社的统编教材，教学内容与农村的生产生活严重脱节。我从不少农村学校了解到，学生的语文成绩普遍较其它科目差，原因是不知道如何写作文，因为书上的范文离他们的生活很遥远。

但是农村和城市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农村学生考上大学的比率远低于城市，有钱读大学的比率更低，这种应试教育培养出的学生到了最后，不难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两难选择，上大学无门，做农民心不又甘，心理存在巨大的落差，因此有些人选择自杀也就不难理解了。最近几年，由于大学生不包分配且就业难，不少农村家长不但要出钱供孩子读书，还要出钱帮孩子找工作，找不到工作还得家里养着，经济压力非常大，因供孩子读书而致贫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读书无用论”的盛行绝非少数人的愚昧所致，而是有深刻的时代和社会背景。

对于农村家长而言，花费大量的金钱培养一个地也不会种的学生，如果不能给家庭带来收入的话，其投资收益率几乎是零。对于农村学生而言，花费十余年的时间只学到一些书本知识，又不能为社会所用的话，其投资收益也几乎是零。由此可见，中国的农村教育很可能是走错了路。

那么农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教育呢？首先要看看他们关心的是什么。和城里人一样，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赚钱，如何提高家庭生活水平。那么农民靠什么赚钱呢？无外于农牧渔林商副业，以及出外打工等等。如果农村教育能够教农民如何赚到钱，那自然会欢迎他们的热烈欢迎。这似乎有些功利，但却是最现实的需求。

由此看来，农村最需要的教育应该是职业教育，将他们培养成一个种田成手，养猪大户，医生，兽医，司机，技工，商人等等。然而这些年来不少农村的职业高中和中专招不到生，因为他们的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陈旧，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毕业生就业困难，这一点与中国的大学教育有相似之处。个人觉得职业教育应该是适用技术教育，社会上需要什么专业，就办什么专业，社会上需要什么人，就培养什么人。同时也要积极开拓就业渠道，比如定向培养等方式，帮助毕业生找到工作。这样的话，应该不愁没有生源。当然，学费高昂也是生源不足的原因之一。

我有一个不太实际的想法，如果可以联系一批有志于农村职业教育的人士，在每个贫困县开办一所职业技术学校或者培训中心，开办适合当地农村的职业教育课程，采用低收费和推荐就业的方式吸引学生就读，那么很可能比办个空谈乡建理念的学院更有现实意义。事实上茅以轼先生的“北京富平家政学校”和农家女杂志社的“农家女实用技能学校”就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很有意义的尝试。

欢迎有志于乡村教育的朋友来信交流：iamfarmer@163.com

 农村发展其实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不仅包括乡村建设，也包括劳务输出。事实上现在很多农村地区，劳务输出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一大支柱。在那些资源贫乏的农村地区，富余劳动力是最大的资源。因此，如何更好地输出劳力，也是乡村教育的另一出路。

目前在农村地区有不少私人或公司在从事劳务中介的工作，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曾经的打工者。如今他们利用自己在沿海地区工厂的关系，给家乡人牵线搭桥，自己从中收取中介费，利润相当可观。除了一些带有诈骗性质的违法行为，多数劳务中介还是很受农民的欢迎。因为他们如果自己跑到城市去找工作，难度非常在，而且更容易上当受骗。

试想，如果可以在发达地区的工厂和贫困地区的学校之间建设一座桥梁，那么毕业生就可以直接到工厂工作，教育与就业就可以实现无缝连接。事实上这是完全可行的，不少人干的就是这个事。

但是在一些偏远山区，则很少有这种机会。一是因为当地出外打工者本来就少，三是思想较为封闭，不愿出外打工，二是因为交通不便，外人不易进来。这种情况下就很需要有人为他们提供外出打工的中介服务。

因此，个人以为，劳务中介也是一种很好的扶贫助学模式，如果可以成立相关的中介机构，在主要工业城市联系当地的工厂，了解他们的人力需求，再在主要贫困地区联系当地的学校，招收合适的毕业生，并帮助他们进入工厂工作，只收取低廉的中介费。这应该做到三赢：既帮助工厂招到工人，又帮助学校解决就业，机构本身也获得收益，适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欢迎有志于乡村教育的朋友来信交流：iamfarmer@163.com

最近发现国内外有那么多的助学团体，却没有几个关注农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

可以说，跟随父母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弟面临的教育困境比农村更严重。在农村至少还有学校可以上学，在城市他们几乎找不到自己的学校。公立学校进不去，即使进得去也读不起。民办学校条件差，缺老师，教育质量无法保证。

一心想着助学献爱心的朋友们，其实不必跑得那么远，在你的身边就有许多失学儿童需要帮助，又何必一定舍近求远呢？如果你想资助，完全可以资助打工子弟读书。如果你想支教，完全可以到打工子弟学校去义务教学。

衷心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农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因为他们与城里的孩子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 

陶行知故里的平民学校

www.thebeijingnews.com ·2005年11月1日2:59· 来源：

个人出资挑选38个贫困孩子接受6年免费教育，校方“先育人，后教书，不承诺学生将来进入重点中学 　　■核心提示 　　在提出“平民教育”的陶行知故里，一所平民小学正式成立。 　　38名贫困家庭的孩子成了这个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他们使用自编的教材，在学习文化课之外，还要学习洗衣、种菜等生活技能。学校免掉了所有学费和住宿费用，但要家长承诺：接受“先育人，后教书”的办学理念，并理解学校不负责学生将来能进入重点中学。 　　当地已有公办学校提出参照平民学校进行教学改革，但这种模式能否推广仍让人担忧。主办者承认，现在还看不到未来，一切都还在摸索之中。   　　□本报记者 钱昊平 安徽报道 　　“你看，我种的蒜长高了。” 　　10月26日清晨，6岁的王勇洗过脸第一件事是跑去看看自己种的蒜，上个星期天他刚“撒过灰”（施肥）。 　　蒜种在学校的花圃里，白茎绿叶，共38根，每根蒜边上插一个写有编号的木牌，王勇的是20号。 　　自10月8日种下蒜籽后，王勇几乎每天都要去看一眼。 　　“种蒜是要培养他们的劳动意识，让他们知道劳动即生活，生活即教育的道理。在生活中学习，是我们主要的教学方式之一。”张晓琳是王勇所在学校的校长，这所特殊的学校名为“安徽省休宁德胜平民学校”。 　　休宁，旧属徽州府，是徽州的“一府六县”之一。休宁县深具徽州文化底蕴，历来重视教育，据载，从宋嘉定到清朝光绪的600余年间，休宁本籍和寄籍状元合计19人，堪称中国第一状元县。80年前提出“平民教育”的陶行知先生，几乎在休宁度过了整个青少年时代。 　　休宁德胜平民学校今年9月20日正式成立，封闭管理，全部免费。王勇等38名6到8岁的孩子是第一批学生，将在这里完成6年的小学阶段学习。 　　在入校之前，这些孩子的父母均和学校签署了一份协议，承诺接受平民学校“先育人，再教书”的办学理念，孩子小学毕业后没有任何择校的要求，并“对校方不承诺孩子进入重点中学读书，表示理解和支持。” 　　生活即学习 　　平民学校位于休宁县城西6公里的齐云山镇。学校三面靠山，入口处的几所民居白墙黛瓦。 　　10月26日清晨，皖南山区的空气里传递着阵阵冷意，窗外发白。 　　平民学校寝室里7岁的宋彩虹处于熟睡当中，她和其他17个女生睡在寝室里间的大通铺上，盖着清一色的绿色被子。 　　其他20个男生的被子是蓝色的，他们睡在外间的通铺上。学校专门聘请的生活老师，和孩子们睡在一起，“让他们睡大通铺，是要培养平民生活意识。”校长张晓琳说。 　　6点30分，几声“铛铛……”铃响，宋彩虹像一根弹簧一样钻出了被窝，同学们也同时起身穿衣服，7岁的程平还顺便帮6岁的胡欢提了一下裤子。 　　“刚来的时候，胡亚龙晚上在床上大便，吴高烨不会穿衣服……”张晓琳看到了一个月内孩子们的变化，他们学会了遵守秩序和纪律，学会了生活自理，学会了用普通话交流。 　　7时整，是早自习的时间，课桌、板凳是木制的，没有上漆，保留了木头的本色，这是学校有意为之。在张晓琳看来，平民的生活就是平实、朴素，学校要将这种教育理念体现在每个细微之处。 　　10月29日，星期六下午，平民学校的老师吴小红带着孩子们到山坡上的菜地里拔草，7岁的甘萍边拔草边用手擦汗，小脸被太阳晒得通红，脱掉了外衣。 　　拔过草开始大扫除。傍晚时，甘萍洗了一个澡，和其他人一样都是自己洗，洗过澡换上上个星期天洗干净的蓝球鞋。 　　吴小红介绍，每个周末，孩子们都要自己刷鞋，安排一些劳动项目，还有就是要对有些孩子铺床、叠被等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不规范动作集中起来讲一讲。 　　“目前一年级的孩子主要着重于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学校准备了几亩地，以后还要教会孩子们如何种菜。” 　　“让孩子们在平实的环境下，过朴实的生活，完成学习，学会作一个朴实的人。”张晓琳说，对于平民学校来说，首先是要“育人”。 　　爱的表达 　　10月29日下午，荀仪传骑车带着一捆甘蔗送到了学校。 　　前一天晚上，他接儿子荀元兴回家住了一晚，临走的时候，7岁的儿子问“家里有没有什么吃的，我想带给同学吃，他们从家里带的东西都给我吃。”他对儿子的这点进步很惊喜，儿子知道为别人想了，他专门去买了甘蔗。 　　这一天劳动结束后，老师给孩子们分吃了甘蔗，还有饼干、牛奶。 　　这些都是孩子们的家长带来的，张晓琳说，每个人的东西都要交给老师大家一起吃，这是从小培养孩子的爱心，让他们懂得关爱身边的人，这种爱的表达是具体的。 　　孩子的课本中有一篇文章叫作《爱》：“我爱爸爸，我爱妈妈，我爱我的家人，他们也爱我。” 　　学校有一个未能付诸实施的计划，今年秋天，本来准备请裁缝到学校给孩子们做衣服，后来因为天气转凉，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裁缝就在商场里买了衣服。 　　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让孩子们看到他们穿的衣服是怎么一块块地缝起来的，让孩子们看到有这么多人在为他们付出。 　　张晓琳说，“这一过程不需要向孩子灌输什么，只要孩子们能感受得到爱就行。”教室黑板的上方，写着学校的校训：“诚实、勤劳、有爱心、不走捷径” 　　自编教材“月亮弯弯” 　　“月亮弯弯，像一只船，月亮圆圆，像一只盘。” 　　这是平民学校自编教材中的一章《月亮弯弯》，只有16个字。 　　而在教育部门统一的教材里，使用的是“弯弯的月亮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上坐，只看见弯弯的月亮蓝蓝的天”。 　　“平实的语言更实用，更能达到效果。统一教材里的文章太形象了，而我们的教学，注重讲解做人的道理。”张晓琳说，自编教材采用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 　　9月底，一次吃过早饭后，语文老师朱年红看到鸡蛋壳撒了一地，但是没有一个孩子承认是自己做的。 　　朱年红将全班的孩子带到餐厅去看了地上的鸡蛋壳，然后带他们进教室，让每个孩子拿出自编教材，翻到第1页。 　　纸上只有两个字“诚实”，还有一张黑白照片，一老者，一儿童，一破碎的花瓶。 　　朱年红给孩子们讲了一遍打碎花瓶的故事，问大家：“诚实应该不应该？”讲台下的学生异口同声答道“应该”。 　　两个孩子主动承认了是自己扔的，并跑到餐厅将蛋壳拣起来扔进了垃圾篓。 　　朱年红承认，她以前很少用这样的方式教学。在来这所学校之前，她在一所私立学校当老师。她感觉那时的教学多少有点“填鸭”的味道，到了平民学校，她开始有意识地使用“互动教学”、“游戏教学”等方式，而且，在教学中更注意对孩子品性的培养。 　　目前，平民学校以使用自编教材为主，只有在学前教育、拼音、识字这些方面使用统编教材。 　　在自编教材里，有一篇由编撰老师自己写的文章，题目是《我们是平民学校的学生》，内容为，“我们是平民学校的学生，我们读平民的书，我们要说平民的话，我们要做平民的事”。 　　“平民教育是一种尝试。”朱年红没有太多的理论，她的理解是：“平民教育首先就是教大家老老实实做人，要勤奋，诚实。” 　　“两个50%”的现实 　　“从平民学校出来，能当木匠就去当木匠，能读博士就去读博士。”平民学校的创办人、主要捐助者聂造说。 　　聂造现旅居美国，为德胜（苏州）洋楼有限公司CEO，1945年生于休宁，少年家贫，大学毕业后曾任大学老师，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从商。 　　他承认自己也是以往精英教育的受益者，但在国外的长期生活中，逐渐感到了这种教育模式的弊端。 　　“精英教育本身是没错的，我们也希望休宁的精英出得越多越好，但是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大多数人都是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休宁县县委书记胡宁说。 　　休宁，安徽最南端的县，与江西、浙江交界，2151平方公里的面积中“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是休宁地形地貌的形象描述。 　　“目前，我们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是50%，高中考大学的升学率是50%，两个50%之后，至少还有75%的人受不到更高的教育。” 　　作为安徽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休宁27.4万人口有5万多外出打工人员，“大部分身无一技之长，只能做一些粗活”。 　　而职业教育在休宁相当落后。2001年胡宁就任休宁县县长时，原有的5所职业中学已经全部倒闭合并，全县惟一的职业高中仅有50多名学生，比老师还少。 　　休宁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凌海东认为，职业中学最大的困境是缺乏资金，没有实训设备、实训场所，也没有师资。 　　2003年，聂造说服公司的其他股东，在休宁创办了一所木工学校。这所学校招收的都是农民子弟，学制两年，既学木工手艺，又学文化知识，突出实训，更注重良好习惯和道德品质的培养。 　　“木工学校已在践行平民教育的理念。”木工学校校长汪丽庆说。学生们不仅要学木工手艺，还要学文化课、讲普通话、同学之间见面说“你好”，分手说“再见”。 　　2004年夏天，聂造、胡宁、黄山市市长李宏鸣在苏州相遇，一席长谈后，决定合办一所平民小学，由德胜洋楼公司出资，休宁县政府提供校舍，承认学生学籍，毕业后可以升入高一级学校。 　　今年6月13日，聂造找到了自己的高中同班同学、时在一幼儿园任职的张晓琳出任校长，开始筹备平民小学。 　　穷不可以懒 　　8月底，张晓琳到东临溪镇后田村家访时，遇到了一户贫苦得让她心酸的家庭。 　　这个三口之家仍旧住着土房子，很挤，进屋都看不到房顶。 　　屋里很乱，桌子上布满了灰尘，张晓琳闻到了锅里的玉米烧煳了的煳味。 　　女主人在家里闲着，男主人不在家。张晓琳询问时，女主人随口说了一句“这个死鬼不知道又去哪里打牌了。”出来之后，张晓琳决定不收这一家的8岁男孩。“因为家庭成员懒惰会给孩子造成深远而难以改变的负面影响，而教育不能离开家庭环境的。” 　　学校筹备期间，休宁县教育局向学校提供了94个贫困学生的名单。8月15日开始，张晓琳和三个老师逐户进行了家访。 　　“来自贫困家庭”是聂造在确定生源时的一个标准，他有两个考虑，一是帮困难家庭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另一个考虑就是“条件好的家庭谁愿意把孩子送到这里来？” 　　但贫困并不是惟一的标准，他和张晓琳的共识是，孩子的父母不能懒，为人要厚道。 　　最终，38个孩子成为第一批学生。其中，有18个来自残缺家庭，10个家庭的父母一方是低智商的，还有8个是因病致贫的。 　　而在孩子的家长眼里，让孩子去上平民学校首先是缓解了家庭的困难。 　　8岁的汪庄严来自齐云山镇江村，妈妈患病毒性脑炎去世，爸爸为还债外出打工，他则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爷爷庄顺祥一开始对学校是有怀疑的，“我们还以为学校要利用孩子帮他们干什么事”，后来他让在县发改委的表弟帮忙打听学校的来路，表弟告诉他“这是县教育局支持的，孩子去了你们老夫妻俩都好下地干活。” 　　对于“平民教育”，庄顺祥听说学校是教孩子“爱劳动、爱学习”的。 　　10月26日，江潭乡太溪下村的宋成立跑了70里地来看7岁的女儿宋彩虹。他说，要是经济条件好了，肯定舍不得让女儿到这么远的地方，至于不保证读重点中学，“他们已经解决了家庭困难，我们也不能提什么要求了。” 　　“追求这个过程” 　　10月18日，汊口中心学校校长倪进生向休宁教育局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希望按平民学校的办学理念进行教育改革，采用寄宿制，加强孩子们的动手能力。 　　这位老教师参观过平民学校，对照自己30年的教学生涯深有感触：“我们一直重视从知识到知识的教学，不管是过去的应试教育还是现在提倡的素质教育，知识教育都是主要的，而平民教育更着重于人的教育。” 　　他也知道，现在在公立学校推行这种教育理念还有一定难度，原因之一是教师的配备主要是以知识教育为主。 　　而在休宁教育系统一些官员看来，要在公立学校推行“平民教育”，政府是没有“那笔财力”的。 　　“目前的体制下，我们公立学校还难以推广平民教育的理念，”休宁县教育局一主要领导说，“虽然我们喊了很多年素质教育，但目前追求升学率还是一个普遍现象。” 　　“平民学校一是救助了一些困难家庭，二是对现有教育理念有所突破。”休宁县县委书记胡宁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推广平民教育的理念。 　　“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将来。”张晓琳说，对他们正在实践的“平民教育”，现在不谈结果，也不追求结果，只能追求现在的这个过程，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 　　聂造准备将这个实践坚持下去，但这些孩子今后能发展成什么样子要看他们自己，“我们现在也没有把握能将孩子培养成我们想培养的人，一切还在摸索之中。” 　　■对话 感谢这些孩子给了我实践的机会 平民学校主要捐助人聂造称喜欢从事平民教育，将来还要办平民初中、师范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关注教育这一行业的？ 　　聂造：从大学毕业以后吧，特别是近10年来。 　　新京报：为什么是近10年呢？ 　　聂造：因为这10年我在外面看到了一些做法，感到我们国家在教育体制上是有问题的。比如，一切都是围绕分数转，从小就要成名成家，但是大多数人最终还是平凡的，我们忽视了针对这个庞大群体的教育。 　　新京报：你怎么定义“平民”？ 　　聂造：“平民”就是一个平凡的公民，把他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做好了，就是一个好的平民。 　　新京报：你又是如何理解平民教育的呢？ 　　聂造：平民教育就是在心理上灌输平民意识，我在国外看到家长、老师和孩子谈理想的时候，不谈这个家那个家，告诉他们爱因斯坦、爱迪生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勤劳的、礼貌的、有爱心的人，掌握一定知识，将来服务于社会。 　　新京报：有什么诱因促使你去办一个平民学校呢？ 　　聂造：这也没有明确的诱因。我从小就崇拜陶行知，这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吧，就像学英语一样，慢慢就会说了，不会说哪天突然就会说了。 　　新京报：你觉得办好平民教育有什么意义呢？ 　　聂造：办好了平民教育，精英就自然会浮出的。 　　新京报：那你计划具体是怎么操作呢？ 　　聂造：培养他们的爱心，教给他们生活技能，学校对育人看得非常重要，相对于精英教育，只要孩子不成为懒汉就足够了。具体到操作上就是要潜移默化地教给他们劳动技能，培养劳动意识。以后能从事什么行业就从事什么行业，可以成木匠就当木匠，可以读博士就读博士。 　　新京报：将来平民学校的发展有什么规划？ 　　聂造：平民学校计划以后每年招收50名新生，等第一届学生小学毕业后，就创办平民初中，小学毕业生中学习成绩优异的，可以选择重点中学。而平民中学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初中、职业中学连读，一种是初中、师范连读，重点是培养平民教育的师资。现在，有三四十个江苏企业家愿意为平民学校捐资，我们正在筹划成立“平民教育基金会”。 　　新京报：可是你当年也是精英教育的收益者？ 　　聂造：确实是的，但我是一个善于反思昨天的人，我也是从一个高中毕业后想当科学家慢慢地转变到想当一个平实的人。 　　新京报：你女儿在美国上的是平民学校吗？ 　　聂造：是的，她今年8岁，她看到我吃饭时伸筷子去夹喜欢吃的，就会跟我说“爸爸，有修养的人吃饭都是从盘子外面往里面吃的。”新京报：那你的家人支持你做这些公益事业吗？ 　　聂造：我喜欢做，而且目前也有能力做，他们不反对。 　　新京报：你做的一些事情，比如创办木工学校、创办平民学校还听说以前有些教育捐款都是在休宁做的，是为了回报家乡？ 　　聂造：我有报恩，回报故土的心，但我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高风亮节，因为我喜欢做这事，而且现在也有能力做，就做了，我也没有觉得给了这些孩子什么恩惠，我倒要感激他们，给了我实践的空间，如果我到中关村办一个平民学校，北京人会把孩子往里面送吗？

说实话，这是一个老生长谈的问题，可是偏偏很多人仍然理解不了。首先声明，我不想指责任何助学组织或个人，更不想引起义工或资助人的反感。我只是想就事论事地说几句废话。

纵观目前的助学组织或个人，绝大多数都热衷于捐钱捐物，爱心着实可嘉，但是效果实在是有限。以我的观察来看，这种做法表面上是助人，其实是害人。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任何不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不管是捐学费还是捐校舍，只能在短期内对教育产生正面影响，长期影响是负面的。一方面是因为需要外界不断投入，一方面是因为助长了依赖心理，一旦投入减少或取消，先前取得的成果往往会停滞甚至丧失。此外还滋生了贪污和腐败现象，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

至于正确的做法，我想只有一个。任何助学组织或个人都是外来者，只能把自己定位在教育协助者的角色，而不能越俎代庖。我们不是上帝不是救世主，我们能做的只是协助当地人去发展教育，而不是试图替他们做。如果当地人不意识到教育是他们自己的事并主动采取措施，那么当地教育发展将无从谈起。必要的资金和物资援助是可以的，但不等于一切。事实上，观念和意识的改变才是根本，外来者首先要改变自己的观念和意识，才可能去改变当地人的观念和意识。

至于如何改变，这需要实际行动，而不是空口白话。不少从事发展工作的组织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经验，比如参与性社区教育，比如教育基金和助学贷款等。

在这里我不想讨论具体的做法，只是想讨论一下我们做事情的出发点，是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是助人依赖还是助人自助？请大家深思一下。

根据我以前的助学和扶贫实践，并结合一些机构的项目经验，现提出一种新的助学模式--小额助学贷款。传统的助学金是单纯的捐款，很容易养成受助人依赖性，而且需要不断投入，没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小额助学贷款正好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背景：

由孟加拉乡村银行在七十年代发明的小额贷款模式正在全世界推广。这一模式通过五至十家农户为一组的相互联保的方式发放小笔贷款。小组成员互助互促，一个组员不还款，整个小组都失去再贷款的资格。每户贷款额度一般在100-500美元之间，并在一年中分多次还清。目前全世界有上千万人在接受小额贷款。资金投入达数亿美元。由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等组织建立的“国际小额贷款协作集团”计划到2005年运用小额贷款的模式在全球解决一亿贫困户的问题。

在中国，260多个小额贷款的试点工作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展 开。如同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这些试点都比较成功。特别是在扶贫到户，高还款率，高投资回报率以及妇女参与等方面的效果比较明显。贷款回收率均达90%以上，大部分的试点高达98% 以上。参与小额贷款的农户收入都有明显地改善。


起因：

我曾经作为一个海外NGO的志愿者在贫困山区工作过半年，在对社区项目的考察中，我发现小额贷款是最成功的。小额贷款真正实现了参与性和可持续发展，绝大多数社区的还款率都达到98%以上，个别社区甚至是100%，而且用于小额贷款的社区基金实现了快速滚动和不断增值。小额贷款的理念是穷人的信用度很高，事实证明的确如此。相比之下，农村信用社的还款率之所以低，是因为其管理的混乱和放贷的不合理。由于需要财产抵押，真正最贫困的人群几乎是贷不到款的，能够贷到款的并不是真正的穷人。

在我工作过的社区中，小额贷款是由村民们选举的社区管理委员会来发放和回收的，他们在实践中也扩展了小额贷款的用途，比如用于医疗，用于教育。其中有一个社区提出了助学贷款的想法，在开学时交不起学费的家庭可以向管委会贷几百元来交纳学费，然后分期还款。这应该是小额助学贷款的萌芽。前不久，我从社科院贫困社区教育支持网络了解到，他们在云南开展了社区教育周转金项目：“为了寻求扶贫贷款与扶贫助学金相互配合的方式, 我们将在选定的社区启动社区教育周转金, 受助学生家庭可以申请社区教育周转金,每个贫困家庭1000元/年, 需连续支持2-3年。申请周转金的家庭要承诺支持学生完成学业。社区教育周转金不是赠款, 是一种新型小额贷款,用于生产和经营, 有正常利息， 其特别之处在于:分期偿还，实行每月还款制。 您可以观察到这笔钱如何从一个家庭周转滚动到另一个家庭, 帮助那些有孩子读书的贫困家庭越过家庭生计最困难的一段时期。”


设想：

鉴于助学的特点，资助方经过考察选择可以依赖的当地学校或是村子，由老师或村民投票选举出管理小额助学贷款的管理委会员，包括主任，会计和出纳。资助方与管委会签订小额助学贷款的委托协议，并由乡教办或村委会做为第三方监督小额助学贷款的使用。如果出现管理不当，资助方有权收回贷款。

小额助学贷款贷款金额限制在1000元以内，可以有息也可以无息（建议无息或低息）。还款期为一年，分期付款（建议一个月还一次）贷款必须用于创收活动，收入用于偿还贷款及利息。可以采用五户联保的方式，如果一户不还款，由其它四户代为还款。

小额助学贷款的发放时间定在每年开学（上半年或下半年）的固定时间，开学前的一至两个月内，每个贫困生家庭都可以提交申请，包括贷款金额和用途。由管委会进行调查评估，根据其家庭情况，实际需求，创收能力，个人信用等情况决定是否贷款及贷款金额。发放贷款时先扣除学费，余下贷款发给贷款人，贷款凭据需由本人签收，管委会入帐并发放还款卡。贷款人按贷款金额（包括学费）分期还款（每个月的固定时间），每次还款的金额为贷款金额加利息/还款次数，还款由管委会回收入帐，并在还款卡上签字。贷款采取滚动方式，贷款还清后可以申请新贷款，未还清老贷款之前不得申请新贷款。

小额助学贷款的成功与否，决定因素在于制度。制度应该充分体现参与性，应该由包括贷款人在内的集体讨论投票通过，务求每个人都清楚。每个放款和还款日管委会应该向贷款人公布帐目，并随时可以查询。资助方的监管也非常必要，管委会应定期向资助方提交报告和帐目，有时间的话资助方可以到当地考察贷款的使用情况。

我有一个梦，让所有的穷孩子都有一个受教育的平等机会。

现有的公立学校不是我的梦，因为他们要收学费，哪怕不多。

现有的私立学校不是我的梦，因为他们收费高昂，门槛太高。

我只想给穷孩子办一所免费学校，专为那些没钱读书的穷孩子。这所学校永远不收费，学生是自由的，没有升学的压力，没有师生的界限。

学校不需要很大，也不需要很好。学校有一个自己的农场，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劳动，一起收获，教学相长。学校有一个小小的操场，上完课老师和学生可以一起做游戏。学校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地方，更是快乐的源泉。孩子们在这里除了学习书本知识，还能接受素质教育，得到全面发展。

学校实行的是爱的教育，让孩子们生活在爱的世界里，学校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家长们可以随时来看望孩子们，和孩子们一起上课一起学习。贫穷的仅仅是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精神也可以很富有。学校是全村人的学校，是全村人的精神家园。

也许，这永远都是个梦，也许，梦也有实现的那一天。让我们手拉手，心连心，共同为梦想而努力吧。

2002年，教育部出台了一项旨在治理乱收费的义务教育政策，名叫“一费制”。此举已在不少地方实施，并计划在2004年全面推行。
据我了解的一些情况，一费制虽说在不同地方实施的情况不太一样（比如有的地区全面实施，有的地区部分实施，收费标准也不完全一致），但总的来说，执行政策到位的那些地区，确实比较有效地制止了乱收费现象。

但我发现，其实还有一乱，影响面更广，遗害更众。虽然不少人都认识到了，却没有想过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就是“教科书之乱”。

以前政治课上老是说美国政府是受军火贩子控制的，现在我要说我国的教育部门是受书商控制的。我上中小学的时候，教课科十年不变，全国统一，哥哥姐姐的书可以传给弟弟妹妹，完全不会过时。可是现在的教科书不但每年一变，而且不同地区都不一样。

从时间上看，每年一变似乎说明我国的教育理念日新月异。其实不然，教科书大纲是国家教委制定的，几年不变。虽然版本无数，但都是根据大纲来编，万变不离其宗。其差别无非是编排方式，课文选择，习题数量等等。不同的出版社固然版本不同，同一出版社的教科书每年也要换版，内容可以不变，排版变一下，课文次序变一下，黑白变成彩印，平版变成精装，也就成了新版。伴随着版本的更换，书价也随之步步高升。

从地域上看，最初教育部把教科书的选择权下放到省一级，后来下放到市一级，现在有的地方下放到区一级，校一级。举个例子，北京就有N个版本的教科书，不同学校用的不一样。只有一点是相对的，那就是每年一变。绝大多数地方都是每年使用不同版本的教科书。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版本的教科书，为什么每年都要换新教科书呢？根本原因是利益驱动。教育部门为什么热衷于换教科书，因为换一次教科书，就能从书商那里收取一次回扣。出版社为什么热衷于换教科书，因为如果不换教科书的话，那么学校和学生就可以使用旧书，销量自然打了折扣，只有不断出新书，出贵书，才能赚到更多的钱。因此，教育部门和书商便勾结起来，做起了偷天换日的买卖。此举可苦了那些穷学生和穷家庭。每年都要付出不菲的代价换取那些只能用一学期的教科书。

一费制实施后，学生的负担确实减轻了，但学校的负担加重了，因为书费在涨，而书杂费在减，那么只能减少杂费了。在国家和地方不断减少教育拨款的今天，杂费已经成为学校日常开支的主要来源。杂费大幅减少后，很多学校只能维持基本运作，要想改善教学设施难上加难。

最近，欣闻国家又出台一项政策，免费给贫困地区的学生提供教科书。咋一看是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仔细一想，真正受益的是谁？还是教育部门和书商。以往交不起书钱的学生要么不读，要么赊帐，现在有国家付钱，不但能卖出更多的书，书价还有上涨的空间。如果教科书不是每年一换的话，国家，学校或是社会团体完全可以提供旧教科书给贫困学生，那样省下来的书费完全可以支付杂费，从而实现完全免费。

某种意义上说，教育部门和书商的利益关系，与医院和药厂的利益关系，同出一辙。这都是产业化带来的后遗症。要从根本上解决，必先首先解决利益分配和权力制衡问题。在国外，教科书腐败是要判刑的，中国则是司空见惯。

目前比较现实的解决办法，我个人认为，一是将教科书的选择权重新上收，至少收到省一级。二是保持教科书版本的相对稳定，至少三年不变。最近听说，国外一些地方，教科书的所有权属于学校，学生只有使用权。这届学生用完后交还给学校，再给下届学生用。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好，不知在国内能不能推广。

希望关注教育的人士充分认识到教科书问题的严重性，有机会的话传达上听，或许有机会得以改变。

这半年来，我一直在云南和贵州从事民间助学和扶贫工作。老实说，至今还没有任何成就感，因为在完成每件工作后，除了一点点喜悦外，更多的感受是深深的无奈。中国贫困地区的现状足以让每一个有良知的国人不安和心疚，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再次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另一方面，我深深地意识到，中国贫困地区的现状不是一两个人，一两个组织所能改变的。记得听李昌平说过，中国的贫困主要是制度性贫困和结构性贫困。只有从制度上结构上做出重大调整，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而教育与经济是密不可分的，贫困地区的经济得不到发展，教育也不可能得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单纯的资助学生或者资助学校都不可能根本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状况。另一方面，教育也是最好的扶贫。人口素质提高了，经济发展才有动力。教育对经济的影响是长期和深远的。由此看来，在贫困地区发展教育，必须结合当地的经济状况，才能有的发矢，治标治本。

下面简要分析一下中国贫困地区教育的现状及对策，不妥之处还请指正：



（一）

现状：投入不足

目前我国对教育的投资占GDP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有限的教育投资又主要倾向于高等教育，比如211工程之类，对基础教育的投资则明显不足。在基础教育这一块，采取的又是国家财政出小头，地方财政出大头的办法。对于地方财政雄厚的发达地区，这种政策是合理的，但对于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贫困地区，这种政策无异于雪上加霜。

去年农村地区实行税费改革，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经济负责，但由于取消了农民的教育附加费，也大大减少了农村基层的教育经费。从而恶化了贫困地区师资紧缺，拖欠教师工资，危校无法改造等原有的一系列问题。


对策：加大投入

首先国家应加大重视基础教育，正如应加大重视基础科学一样。百尺大树唯有根系发达才能枝繁叶茂，否则长得再高也不过是一枝独秀，成不了气候。高等教育的根本在于基础教育，一个学生的基本素质在上大学之前就已基本定型。如果小学中学教育上不去，不可能打造出所谓的世界名校。

此外，在基础教育的投入上不能搞一刀切，应将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分别对待。发达地区应主要由地方财政投入，贫困地区应主要由中央财政投入。对于取消教育附加费给地方财政带来的损失，中央财政应给予补偿。


（二）

现状：师资缺乏

广大贫困地区是最需要人才的地方，同时也是最得不到人才的地方。不但吸引不了外地人才，就连本地人才也流失到少数发达地区。贫困地区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大都到发达地区打工，很少回到家乡。实际上这是本已严重贫血的贫困地区在向发达地区输血。很多偏远山区的学校由于条件恶劣，不但留不住师专生，连中师生也留不住，剩下初中文化的正式老师和代课老师担当主力，教学水平自然无法提高。

对策：补偿性政策

国家要想鼓励人才留在贫困地区，就必须给予相应的补偿，比如提高教师待遇，改善教师生活条件。同时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大学毕业生到贫困地区支教。

另一方面，既然贫困地区为发达地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么按照公平的原则，发达地区应该给贫困地区一些补偿。这就需要国家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应从发达地区的税收中提取一些支援贫困地区的教育，同时鼓励发达地区对贫困地区进行对口扶贫。


（三）

现状：学生失学

虽然我国宣布在2005年全面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实际上到2005年很多贫困地区连普及六年制义务教育都无法实行。学生失学的主要原因是家庭贫困，少部分是家长不重视教育，另有极少数是自己不想读书。广大贫困地区的农民多数刚刚解决温饱，少数还没有解决温饱，现金极度缺乏，即使每学期只交80元学费，依然十分困难。另一方面，有些家长没有文化，认为读书无用，不如回家种田放牛。还有些家长认为女孩子迟早要嫁出来，自己花钱是帮别人家读书。

对策：两管齐下

从根本来说，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彻底解决失学问题。但在目前阶段，对于贫困地区实行义务教育完全免费是最现实的。最近听说国家可能会出台这项政策，如果真能实现，将是贫困地区的福音。同时助学团体对贫困学生的资助也是有益的。

另一项重要措施是认真推行计划生育。失学现象其实与计划生育关系很大，很多贫困地区的家庭有3-4个孩子，光养活子女都很困难，更别说接受教育了。如果计划生育真正落到实处，家庭负担将大大减少，家长也有钱供孩子读书了。

当然，对家长的宣传也很重要，改变观念是重视教育的前提。


（四）

现状：教育脱节

目前很多贫困地区实行的是“功夫教育”，将教师的工资奖金与考试成绩挂沟，导致老师和学生一心在课本上下功夫，起早摸黑，只为考出好成绩。在发达地区推行素质教育的时候，很多贫困地区的学生除了课本之外，几乎一无所知，甚至连一本课外书也没有看过。对于他们来说，要么升学，要么回家务农，或是出外打工。除非考上大学，否则大部分课本知识对他们并无实际用处。

对策：职业教育

对于贫困地区来说，由于经济和教育上的原因，能够考上大学的学生是极少数。对于绝大部分学生来说，职业教育比正规教育更加有用。一方面应在正规教育中增加职业技术的教育（比如农技知识），一方面应大力发展职业技术学校（比如职业高中）。对于回家务农的学生，职业教育将帮助他们发展生产，脱贫致富；对于出外打工的学生，职业教育将帮助他们找到一份工作，改善生活。

（原标题为”狗日的义务教育“，有朋友觉得过激了些，故改名为”XXX的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已经成为中国一个众所周知的骗局，一个自上而下的骗局。普六，普九则是这个骗局摊牌的时候，为了实现上级下达的指标及完成自己的政绩，上级和教育部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这一年来，我耳闻目睹了许多这样的骗局，以至于非得披露出来不能泄忿。

所谓义务教育只是学生家长的义务，国家是没有半点义务的。不管有钱没钱，学费（美名曰书杂费）是一定得交的。没钱读书政府不管，不送学校就得罚款。

平时上级和教育部门的领导们是极少下乡的，普六普九的时候这些官老爷不得不委身到乡下来视察，因为万一验收通不过的话面子上恐怕很不好看，更重要的是政绩要大打折扣，因此普六普九是一定要过的。而上级主管部门也不会不让过的，因为这同样关系到他们的政绩。这些原因必然导致一个结果：普六普九成为一个形式，一个过场，一个自欺欺人的把戏。

可是没有那么多在校学生怎么办？好办，名册可以造嘛。原本不存在的学校都能编出来，何况多编出几百个学生！万一上级去学校检查怎么办？好办，验收时临时去村里拉人嘛，只要是适龄孩子统统给我进学校去充数。万一家长不送孩子上学怎么办？好办，派人威胁一下，不送的话罚款！更有甚者，送来的也得交钱算是学费。万一上级部门发现怎么办？好办，请客吃饭外加送礼，不通过才怪！

一旦验收完了，一切恢复原样。该收的还是要收，该涨的还是要涨，至少学生吗，有钱的继续读，没钱的回家去。谁管你上不上学，反正已经普及义务教育了。

据我了解，这在全国是十分普遍的现象，除了少数发达地区外，绝大多数地方的普六普九都是弄虚做假。事实上不少贫困地区的小学入学率仅有60-70%，连普六的指标都远远达不到，居然连普九都顺利通过了。我着实怀疑教育部的高官们对此一无所知，除非他们只生活在谎言里。事实上正是某些高层领导头脑发热，许下某某年之前普及义务教育的豪言壮语，再经过层层下达层层分解，才酿成这场自上自下的人间骗局。

最后，附带说说一费制。原本就是教育部为了解决义务教育乱收费问题出台的政策，可惜制定政策的人官僚得很，既不了解现行学校收费，也不了解城乡地域差别，最后定下了中国特色的一刀切：初中一学期不超过130元，小学一学期不超过80元。学校又不是省油的灯，自然把收费定在了上限。原来很多小学一学期收费只有50-60元，现在一下子提到80元，学校自然乐开了花，可苦了那些穷人家。初中的情况正好相反。原来很多初中一学期收费200-300元，现在一下子降到130元，家长学生自然高兴，学校则愁眉又苦脸。事实上不少地方的初中并未实现一费制，照样学费收高价。这样看来，一费制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WHO KNOWS?

这里我想说的并校不是目前炒得热火朝天的高校并校，而是在农村悄悄进行的小学并校。去年下半年，教育部在农村推行了多项改革（比如一费制），其中有一项改革是直线距离在五公里以内的学校要合并。此举裁减的学校基本都是村小（也就是完小的教学点），很多是由民办代课教师任教，学生多是一年级和二年级。并校后原学校的编制取消，学生并入另一所学校，代课老师下岗，正式老师转校。此举的确可以整合有限的教育资源，节省不少教育经费，然而其负面影响却相当严重。

问题的根源在于直线距离不等于实际距离。如果是在平原，直线距离五公里确实不算太远，可能走路不要一个小时，但在山区，由于山路崎岖难行，五公里路程可能要走两三个小时。如果路况或天气不好的话，比如过河，比如山洪，还有可能会遇险。另外由于村小的学生年龄太少（一般只有7-8岁），家长很不放心孩子走那么远的山路，索性就不送孩子上学。这种情况在偏远山区相当普遍。

如何评价一项政策的好坏，不是官员们说了算，而是老百姓说了算。从我调查的情况看，并校改革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农村教育状况，从而造成了失学率的升高。事实上不少已撤校的村子都强烈要求重建学校，村民们宁愿自己出钱请老师，也不愿自己的小孩子受那么大的苦。

希望决策者们在制定政策前一定要三思而慎行，即使本意是好的，如果不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结果很可能不能利民，反而祸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