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

一转眼，离开农村已经四年了，当初的乡村教育志愿者计划早已是纸上谈兵。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不理想的理想主义者。当初参与公益事业，原以为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结果却终结了自己的理想。本以为公益组织很单纯，结果比公司还要复杂。本以为可以淡迫名利，结果看到更多名利之争。本以为可以看到希望，结果却看到太多阴暗。如今的公益事业造就了不少公益明星，却没有几个人认真反思到底做了什么，到处帮到谁。可持续的公益组织更是凤毛麟角，绝多大数还在享受助人为乐的快感。

今年看到联想创投计划的新闻，能够看到明显的进步，企业不再仅仅是捐钱，而是关注公益组织的能力建设。但是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公益组织是否关注受助人群的能力建设？是否只是重复收钱捐钱收物捐物？助人自助，是否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遗憾的是，目前99%的公益组织都做不到。

这两年来，官方民间对于公益的关注大胜从前。仅就助学而言，除了原有的助学组织，不少大公司也参与其中，红粉笔乡村教育计划和思科网助计划就是一个例子。但是我发现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即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表面，极少有人关注更深层的东西。举例说明，现在大家都热衷于给学校捐图书，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捐书只是第一步，怎么让学生看上书用上书才是最重要的。根据我直接或间接从不少农村学校了解的情况，大多数学校的图书室都形同虚设，图书被束之高阁。原因不是孩子不喜欢看课外书，而是学校不给孩子看。根本原因是应试教育惹的祸，农村学校的精力都放在应付各种考试，哪有时间让孩子看课外书。此外，农村学校普遍师资不足，抽不出专职老师管图书室。再之，农村孩子放学都要帮家里干活，可以用来看课外书的时间很少。我看不出现在的助学组织在这几个方面有什么突破，因此也不看好捐书助学的前景。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短期支教。短短几天的活动除了给组织者和参与者带来荣誉以外，对于乡村学校和学生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有钱组织这种活动，倒不如给基层的乡村老师们提供一些培训进修的机会，这才真正有助于提升乡村教育的教学水平。

下面是我的一个香港朋友写的一些关于助学的体会，切中时弊，很有借鉴意义：

我们的项目以扶贫为主，教育项目只是为配合扶贫而做的。因此，我们会修建 社区中心，而不只是修建学校。说到建校助学，我感慨颇多，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我 1996 年便开始参与建校工作，加入了香港一个助学机构后，主要负责在内地的建校项目。在那4 年多里，我跑了22 个贫困县的山区，从考察危校、签订修校协议、视察建校过程、验收新校舍到回访学校都参与到。但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光是建校助学是不够的，一个地方如果经济和人文素质不改善的话，我们要永远资助下去。而且光有硬件而缺乏软件的话，学生的质素还是无法提高。我看过不少配套三室 (即图书室、实验室和少先队活动室 ) 慢慢的失去了原先的作用，图书室里的图书原封不动放着，因为校方怕学生弄丢弄破而无法向日后也许会回访的捐资方交待。当实验室的第一批实验化学品用完或仪器弄破后，因为没有后续资金购买化学品和补充仪器，实验室变成了储物室。少先队活动室则更多的成为了老师的卡拉 OK室。有些学校更有微机室 ( 即电脑室 ) ，但有时会空置着，因为没有购买电脑的后续资金，或即使有了电脑却没有懂电脑的老师任教。我也见过一些学校，老师宿舍有彩色电视机，但教室却不能开灯，因为灯泡或灯管不知被谁拿走了，有些学校则因交不起电费而不敢用电。

 

助学的目的经常被宣传为让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但我发现更常见的现象是只让已经在校的贫困生得到资助，当然这也舒缓了贫困家长的生活压力，但真正失学的不一定因为这类助学活动而得以入学或重返校园。我曾经以私人身份到某助学地点的高山上作调查，发现很多失学儿童，就是已上学的也是在家长借高利贷的情况下才得以读书。当然，我这个调查也只能显示一个地方 (还只是一个乡 ) 的情况，不能概括地说所有地方都这样。我也不是说不应搞建校和助学，毕竟正规校舍建成后，在校的孩子可以在光线充足、设备完善的校舍上课，这总比在漏雨通风的危校上课好得多。贫困家长因助学活动而得到资助，也多少解决了部份生活压力。但这些经历让我觉得要真正改变贫困山区的面貌，应该从综合扶贫入手，而不只是做教育项目。

参与NGO或者草根组织的人们似乎都喜欢谈理念，什么参与啊，赋权啊，关注弱势之类的，以至于一个项目是否能够得到批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涉及的理念是否“先进”。同时人们却很少考虑这些理念是否真的有效，是否真的需要。

举个例子，有统计数据表明，“参与式”项目多数是失败的，而NGO还是热衷于把自己的民主意识灌输给不知人权为何物的当地人，仅仅是因为他们觉得世界应该是那个样子。再有，目前的大多数乡村学校图书室都是形同虚设，而助学组织们还是热衷于收集书籍并送到那些即将被束之高阁的地方，仅仅是因为他们觉得农村孩子需要看课外书。

我提这个问题的目的并不是指责充满爱心的人们，只是想指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理念固然重要，但不能代替吃饭。做任何事情都不能不考虑实效，尤其用的是善款。做任何事情不能只靠自我感觉，更要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只有搞清楚别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才可能真正帮到别人。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农村最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换句话说，农民最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三农问题，也在讨论所谓话语权。的确，农村的事情应该由农民做主，任何外来者都不能代替他们做出选择。某些三农问题专家自封为农民的代言人，其实人家农民压根就没让他代言。农村教育也是一样，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农民自己，而不是城里的热心人士。

因此我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力断言农村最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只能就我所了解的情况与大家讨论讨论。

以我在农村调查的情况看，目前农村的“读书无用论”是相当普遍的，不但很多学生家长持此观点，很多学生也是一样，因厌学逃学或出外打工而辍学的现象相当普遍。

个人认为，除了学费因素外，这与目前农村的教育体制很有关系。和城市一样，农村学校也是采取应试教育，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目前国家提倡素质教育，提供减轻学生负责，这在城市学校里还是有一些效果的，但是在农村就完全不是这样。以我走访的农村学校来看，没有一所实行哪怕一点点的素质教育。不少中学一天到晚，除了上课就是上课，早上6点开始上早自习，晚上10点才下晚自习，全天的休息时间加起来，只有两个小时（除了吃饭睡觉）。星期六星期天也不闲着，要么上课要么上自习。不少小学没有开设阅读课（很多根本就没有课外书）和劳动课，仍然布置大量的家庭作业（比如抄课文）。农村学生的自由支配时间很少，从早到晚除了上课就是帮家里干活。另一方面，农村学校使用的教材也跟城市一样，大部分学校采用人教社的统编教材，教学内容与农村的生产生活严重脱节。我从不少农村学校了解到，学生的语文成绩普遍较其它科目差，原因是不知道如何写作文，因为书上的范文离他们的生活很遥远。

但是农村和城市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农村学生考上大学的比率远低于城市，有钱读大学的比率更低，这种应试教育培养出的学生到了最后，不难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两难选择，上大学无门，做农民心不又甘，心理存在巨大的落差，因此有些人选择自杀也就不难理解了。最近几年，由于大学生不包分配且就业难，不少农村家长不但要出钱供孩子读书，还要出钱帮孩子找工作，找不到工作还得家里养着，经济压力非常大，因供孩子读书而致贫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读书无用论”的盛行绝非少数人的愚昧所致，而是有深刻的时代和社会背景。

对于农村家长而言，花费大量的金钱培养一个地也不会种的学生，如果不能给家庭带来收入的话，其投资收益率几乎是零。对于农村学生而言，花费十余年的时间只学到一些书本知识，又不能为社会所用的话，其投资收益也几乎是零。由此可见，中国的农村教育很可能是走错了路。

那么农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教育呢？首先要看看他们关心的是什么。和城里人一样，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赚钱，如何提高家庭生活水平。那么农民靠什么赚钱呢？无外于农牧渔林商副业，以及出外打工等等。如果农村教育能够教农民如何赚到钱，那自然会欢迎他们的热烈欢迎。这似乎有些功利，但却是最现实的需求。

由此看来，农村最需要的教育应该是职业教育，将他们培养成一个种田成手，养猪大户，医生，兽医，司机，技工，商人等等。然而这些年来不少农村的职业高中和中专招不到生，因为他们的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陈旧，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毕业生就业困难，这一点与中国的大学教育有相似之处。个人觉得职业教育应该是适用技术教育，社会上需要什么专业，就办什么专业，社会上需要什么人，就培养什么人。同时也要积极开拓就业渠道，比如定向培养等方式，帮助毕业生找到工作。这样的话，应该不愁没有生源。当然，学费高昂也是生源不足的原因之一。

我有一个不太实际的想法，如果可以联系一批有志于农村职业教育的人士，在每个贫困县开办一所职业技术学校或者培训中心，开办适合当地农村的职业教育课程，采用低收费和推荐就业的方式吸引学生就读，那么很可能比办个空谈乡建理念的学院更有现实意义。事实上茅以轼先生的“北京富平家政学校”和农家女杂志社的“农家女实用技能学校”就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很有意义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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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发展其实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不仅包括乡村建设，也包括劳务输出。事实上现在很多农村地区，劳务输出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一大支柱。在那些资源贫乏的农村地区，富余劳动力是最大的资源。因此，如何更好地输出劳力，也是乡村教育的另一出路。

目前在农村地区有不少私人或公司在从事劳务中介的工作，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曾经的打工者。如今他们利用自己在沿海地区工厂的关系，给家乡人牵线搭桥，自己从中收取中介费，利润相当可观。除了一些带有诈骗性质的违法行为，多数劳务中介还是很受农民的欢迎。因为他们如果自己跑到城市去找工作，难度非常在，而且更容易上当受骗。

试想，如果可以在发达地区的工厂和贫困地区的学校之间建设一座桥梁，那么毕业生就可以直接到工厂工作，教育与就业就可以实现无缝连接。事实上这是完全可行的，不少人干的就是这个事。

但是在一些偏远山区，则很少有这种机会。一是因为当地出外打工者本来就少，三是思想较为封闭，不愿出外打工，二是因为交通不便，外人不易进来。这种情况下就很需要有人为他们提供外出打工的中介服务。

因此，个人以为，劳务中介也是一种很好的扶贫助学模式，如果可以成立相关的中介机构，在主要工业城市联系当地的工厂，了解他们的人力需求，再在主要贫困地区联系当地的学校，招收合适的毕业生，并帮助他们进入工厂工作，只收取低廉的中介费。这应该做到三赢：既帮助工厂招到工人，又帮助学校解决就业，机构本身也获得收益，适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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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现国内外有那么多的助学团体，却没有几个关注农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

可以说，跟随父母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弟面临的教育困境比农村更严重。在农村至少还有学校可以上学，在城市他们几乎找不到自己的学校。公立学校进不去，即使进得去也读不起。民办学校条件差，缺老师，教育质量无法保证。

一心想着助学献爱心的朋友们，其实不必跑得那么远，在你的身边就有许多失学儿童需要帮助，又何必一定舍近求远呢？如果你想资助，完全可以资助打工子弟读书。如果你想支教，完全可以到打工子弟学校去义务教学。

衷心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农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因为他们与城里的孩子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 

陶行知故里的平民学校

www.thebeijingnews.com ·2005年11月1日2:59· 来源：

个人出资挑选38个贫困孩子接受6年免费教育，校方“先育人，后教书，不承诺学生将来进入重点中学 　　■核心提示 　　在提出“平民教育”的陶行知故里，一所平民小学正式成立。 　　38名贫困家庭的孩子成了这个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他们使用自编的教材，在学习文化课之外，还要学习洗衣、种菜等生活技能。学校免掉了所有学费和住宿费用，但要家长承诺：接受“先育人，后教书”的办学理念，并理解学校不负责学生将来能进入重点中学。 　　当地已有公办学校提出参照平民学校进行教学改革，但这种模式能否推广仍让人担忧。主办者承认，现在还看不到未来，一切都还在摸索之中。   　　□本报记者 钱昊平 安徽报道 　　“你看，我种的蒜长高了。” 　　10月26日清晨，6岁的王勇洗过脸第一件事是跑去看看自己种的蒜，上个星期天他刚“撒过灰”（施肥）。 　　蒜种在学校的花圃里，白茎绿叶，共38根，每根蒜边上插一个写有编号的木牌，王勇的是20号。 　　自10月8日种下蒜籽后，王勇几乎每天都要去看一眼。 　　“种蒜是要培养他们的劳动意识，让他们知道劳动即生活，生活即教育的道理。在生活中学习，是我们主要的教学方式之一。”张晓琳是王勇所在学校的校长，这所特殊的学校名为“安徽省休宁德胜平民学校”。 　　休宁，旧属徽州府，是徽州的“一府六县”之一。休宁县深具徽州文化底蕴，历来重视教育，据载，从宋嘉定到清朝光绪的600余年间，休宁本籍和寄籍状元合计19人，堪称中国第一状元县。80年前提出“平民教育”的陶行知先生，几乎在休宁度过了整个青少年时代。 　　休宁德胜平民学校今年9月20日正式成立，封闭管理，全部免费。王勇等38名6到8岁的孩子是第一批学生，将在这里完成6年的小学阶段学习。 　　在入校之前，这些孩子的父母均和学校签署了一份协议，承诺接受平民学校“先育人，再教书”的办学理念，孩子小学毕业后没有任何择校的要求，并“对校方不承诺孩子进入重点中学读书，表示理解和支持。” 　　生活即学习 　　平民学校位于休宁县城西6公里的齐云山镇。学校三面靠山，入口处的几所民居白墙黛瓦。 　　10月26日清晨，皖南山区的空气里传递着阵阵冷意，窗外发白。 　　平民学校寝室里7岁的宋彩虹处于熟睡当中，她和其他17个女生睡在寝室里间的大通铺上，盖着清一色的绿色被子。 　　其他20个男生的被子是蓝色的，他们睡在外间的通铺上。学校专门聘请的生活老师，和孩子们睡在一起，“让他们睡大通铺，是要培养平民生活意识。”校长张晓琳说。 　　6点30分，几声“铛铛……”铃响，宋彩虹像一根弹簧一样钻出了被窝，同学们也同时起身穿衣服，7岁的程平还顺便帮6岁的胡欢提了一下裤子。 　　“刚来的时候，胡亚龙晚上在床上大便，吴高烨不会穿衣服……”张晓琳看到了一个月内孩子们的变化，他们学会了遵守秩序和纪律，学会了生活自理，学会了用普通话交流。 　　7时整，是早自习的时间，课桌、板凳是木制的，没有上漆，保留了木头的本色，这是学校有意为之。在张晓琳看来，平民的生活就是平实、朴素，学校要将这种教育理念体现在每个细微之处。 　　10月29日，星期六下午，平民学校的老师吴小红带着孩子们到山坡上的菜地里拔草，7岁的甘萍边拔草边用手擦汗，小脸被太阳晒得通红，脱掉了外衣。 　　拔过草开始大扫除。傍晚时，甘萍洗了一个澡，和其他人一样都是自己洗，洗过澡换上上个星期天洗干净的蓝球鞋。 　　吴小红介绍，每个周末，孩子们都要自己刷鞋，安排一些劳动项目，还有就是要对有些孩子铺床、叠被等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不规范动作集中起来讲一讲。 　　“目前一年级的孩子主要着重于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学校准备了几亩地，以后还要教会孩子们如何种菜。” 　　“让孩子们在平实的环境下，过朴实的生活，完成学习，学会作一个朴实的人。”张晓琳说，对于平民学校来说，首先是要“育人”。 　　爱的表达 　　10月29日下午，荀仪传骑车带着一捆甘蔗送到了学校。 　　前一天晚上，他接儿子荀元兴回家住了一晚，临走的时候，7岁的儿子问“家里有没有什么吃的，我想带给同学吃，他们从家里带的东西都给我吃。”他对儿子的这点进步很惊喜，儿子知道为别人想了，他专门去买了甘蔗。 　　这一天劳动结束后，老师给孩子们分吃了甘蔗，还有饼干、牛奶。 　　这些都是孩子们的家长带来的，张晓琳说，每个人的东西都要交给老师大家一起吃，这是从小培养孩子的爱心，让他们懂得关爱身边的人，这种爱的表达是具体的。 　　孩子的课本中有一篇文章叫作《爱》：“我爱爸爸，我爱妈妈，我爱我的家人，他们也爱我。” 　　学校有一个未能付诸实施的计划，今年秋天，本来准备请裁缝到学校给孩子们做衣服，后来因为天气转凉，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裁缝就在商场里买了衣服。 　　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让孩子们看到他们穿的衣服是怎么一块块地缝起来的，让孩子们看到有这么多人在为他们付出。 　　张晓琳说，“这一过程不需要向孩子灌输什么，只要孩子们能感受得到爱就行。”教室黑板的上方，写着学校的校训：“诚实、勤劳、有爱心、不走捷径” 　　自编教材“月亮弯弯” 　　“月亮弯弯，像一只船，月亮圆圆，像一只盘。” 　　这是平民学校自编教材中的一章《月亮弯弯》，只有16个字。 　　而在教育部门统一的教材里，使用的是“弯弯的月亮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上坐，只看见弯弯的月亮蓝蓝的天”。 　　“平实的语言更实用，更能达到效果。统一教材里的文章太形象了，而我们的教学，注重讲解做人的道理。”张晓琳说，自编教材采用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 　　9月底，一次吃过早饭后，语文老师朱年红看到鸡蛋壳撒了一地，但是没有一个孩子承认是自己做的。 　　朱年红将全班的孩子带到餐厅去看了地上的鸡蛋壳，然后带他们进教室，让每个孩子拿出自编教材，翻到第1页。 　　纸上只有两个字“诚实”，还有一张黑白照片，一老者，一儿童，一破碎的花瓶。 　　朱年红给孩子们讲了一遍打碎花瓶的故事，问大家：“诚实应该不应该？”讲台下的学生异口同声答道“应该”。 　　两个孩子主动承认了是自己扔的，并跑到餐厅将蛋壳拣起来扔进了垃圾篓。 　　朱年红承认，她以前很少用这样的方式教学。在来这所学校之前，她在一所私立学校当老师。她感觉那时的教学多少有点“填鸭”的味道，到了平民学校，她开始有意识地使用“互动教学”、“游戏教学”等方式，而且，在教学中更注意对孩子品性的培养。 　　目前，平民学校以使用自编教材为主，只有在学前教育、拼音、识字这些方面使用统编教材。 　　在自编教材里，有一篇由编撰老师自己写的文章，题目是《我们是平民学校的学生》，内容为，“我们是平民学校的学生，我们读平民的书，我们要说平民的话，我们要做平民的事”。 　　“平民教育是一种尝试。”朱年红没有太多的理论，她的理解是：“平民教育首先就是教大家老老实实做人，要勤奋，诚实。” 　　“两个50%”的现实 　　“从平民学校出来，能当木匠就去当木匠，能读博士就去读博士。”平民学校的创办人、主要捐助者聂造说。 　　聂造现旅居美国，为德胜（苏州）洋楼有限公司CEO，1945年生于休宁，少年家贫，大学毕业后曾任大学老师，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从商。 　　他承认自己也是以往精英教育的受益者，但在国外的长期生活中，逐渐感到了这种教育模式的弊端。 　　“精英教育本身是没错的，我们也希望休宁的精英出得越多越好，但是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大多数人都是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休宁县县委书记胡宁说。 　　休宁，安徽最南端的县，与江西、浙江交界，2151平方公里的面积中“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是休宁地形地貌的形象描述。 　　“目前，我们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是50%，高中考大学的升学率是50%，两个50%之后，至少还有75%的人受不到更高的教育。” 　　作为安徽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休宁27.4万人口有5万多外出打工人员，“大部分身无一技之长，只能做一些粗活”。 　　而职业教育在休宁相当落后。2001年胡宁就任休宁县县长时，原有的5所职业中学已经全部倒闭合并，全县惟一的职业高中仅有50多名学生，比老师还少。 　　休宁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凌海东认为，职业中学最大的困境是缺乏资金，没有实训设备、实训场所，也没有师资。 　　2003年，聂造说服公司的其他股东，在休宁创办了一所木工学校。这所学校招收的都是农民子弟，学制两年，既学木工手艺，又学文化知识，突出实训，更注重良好习惯和道德品质的培养。 　　“木工学校已在践行平民教育的理念。”木工学校校长汪丽庆说。学生们不仅要学木工手艺，还要学文化课、讲普通话、同学之间见面说“你好”，分手说“再见”。 　　2004年夏天，聂造、胡宁、黄山市市长李宏鸣在苏州相遇，一席长谈后，决定合办一所平民小学，由德胜洋楼公司出资，休宁县政府提供校舍，承认学生学籍，毕业后可以升入高一级学校。 　　今年6月13日，聂造找到了自己的高中同班同学、时在一幼儿园任职的张晓琳出任校长，开始筹备平民小学。 　　穷不可以懒 　　8月底，张晓琳到东临溪镇后田村家访时，遇到了一户贫苦得让她心酸的家庭。 　　这个三口之家仍旧住着土房子，很挤，进屋都看不到房顶。 　　屋里很乱，桌子上布满了灰尘，张晓琳闻到了锅里的玉米烧煳了的煳味。 　　女主人在家里闲着，男主人不在家。张晓琳询问时，女主人随口说了一句“这个死鬼不知道又去哪里打牌了。”出来之后，张晓琳决定不收这一家的8岁男孩。“因为家庭成员懒惰会给孩子造成深远而难以改变的负面影响，而教育不能离开家庭环境的。” 　　学校筹备期间，休宁县教育局向学校提供了94个贫困学生的名单。8月15日开始，张晓琳和三个老师逐户进行了家访。 　　“来自贫困家庭”是聂造在确定生源时的一个标准，他有两个考虑，一是帮困难家庭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另一个考虑就是“条件好的家庭谁愿意把孩子送到这里来？” 　　但贫困并不是惟一的标准，他和张晓琳的共识是，孩子的父母不能懒，为人要厚道。 　　最终，38个孩子成为第一批学生。其中，有18个来自残缺家庭，10个家庭的父母一方是低智商的，还有8个是因病致贫的。 　　而在孩子的家长眼里，让孩子去上平民学校首先是缓解了家庭的困难。 　　8岁的汪庄严来自齐云山镇江村，妈妈患病毒性脑炎去世，爸爸为还债外出打工，他则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爷爷庄顺祥一开始对学校是有怀疑的，“我们还以为学校要利用孩子帮他们干什么事”，后来他让在县发改委的表弟帮忙打听学校的来路，表弟告诉他“这是县教育局支持的，孩子去了你们老夫妻俩都好下地干活。” 　　对于“平民教育”，庄顺祥听说学校是教孩子“爱劳动、爱学习”的。 　　10月26日，江潭乡太溪下村的宋成立跑了70里地来看7岁的女儿宋彩虹。他说，要是经济条件好了，肯定舍不得让女儿到这么远的地方，至于不保证读重点中学，“他们已经解决了家庭困难，我们也不能提什么要求了。” 　　“追求这个过程” 　　10月18日，汊口中心学校校长倪进生向休宁教育局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希望按平民学校的办学理念进行教育改革，采用寄宿制，加强孩子们的动手能力。 　　这位老教师参观过平民学校，对照自己30年的教学生涯深有感触：“我们一直重视从知识到知识的教学，不管是过去的应试教育还是现在提倡的素质教育，知识教育都是主要的，而平民教育更着重于人的教育。” 　　他也知道，现在在公立学校推行这种教育理念还有一定难度，原因之一是教师的配备主要是以知识教育为主。 　　而在休宁教育系统一些官员看来，要在公立学校推行“平民教育”，政府是没有“那笔财力”的。 　　“目前的体制下，我们公立学校还难以推广平民教育的理念，”休宁县教育局一主要领导说，“虽然我们喊了很多年素质教育，但目前追求升学率还是一个普遍现象。” 　　“平民学校一是救助了一些困难家庭，二是对现有教育理念有所突破。”休宁县县委书记胡宁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推广平民教育的理念。 　　“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将来。”张晓琳说，对他们正在实践的“平民教育”，现在不谈结果，也不追求结果，只能追求现在的这个过程，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 　　聂造准备将这个实践坚持下去，但这些孩子今后能发展成什么样子要看他们自己，“我们现在也没有把握能将孩子培养成我们想培养的人，一切还在摸索之中。” 　　■对话 感谢这些孩子给了我实践的机会 平民学校主要捐助人聂造称喜欢从事平民教育，将来还要办平民初中、师范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关注教育这一行业的？ 　　聂造：从大学毕业以后吧，特别是近10年来。 　　新京报：为什么是近10年呢？ 　　聂造：因为这10年我在外面看到了一些做法，感到我们国家在教育体制上是有问题的。比如，一切都是围绕分数转，从小就要成名成家，但是大多数人最终还是平凡的，我们忽视了针对这个庞大群体的教育。 　　新京报：你怎么定义“平民”？ 　　聂造：“平民”就是一个平凡的公民，把他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做好了，就是一个好的平民。 　　新京报：你又是如何理解平民教育的呢？ 　　聂造：平民教育就是在心理上灌输平民意识，我在国外看到家长、老师和孩子谈理想的时候，不谈这个家那个家，告诉他们爱因斯坦、爱迪生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勤劳的、礼貌的、有爱心的人，掌握一定知识，将来服务于社会。 　　新京报：有什么诱因促使你去办一个平民学校呢？ 　　聂造：这也没有明确的诱因。我从小就崇拜陶行知，这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吧，就像学英语一样，慢慢就会说了，不会说哪天突然就会说了。 　　新京报：你觉得办好平民教育有什么意义呢？ 　　聂造：办好了平民教育，精英就自然会浮出的。 　　新京报：那你计划具体是怎么操作呢？ 　　聂造：培养他们的爱心，教给他们生活技能，学校对育人看得非常重要，相对于精英教育，只要孩子不成为懒汉就足够了。具体到操作上就是要潜移默化地教给他们劳动技能，培养劳动意识。以后能从事什么行业就从事什么行业，可以成木匠就当木匠，可以读博士就读博士。 　　新京报：将来平民学校的发展有什么规划？ 　　聂造：平民学校计划以后每年招收50名新生，等第一届学生小学毕业后，就创办平民初中，小学毕业生中学习成绩优异的，可以选择重点中学。而平民中学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初中、职业中学连读，一种是初中、师范连读，重点是培养平民教育的师资。现在，有三四十个江苏企业家愿意为平民学校捐资，我们正在筹划成立“平民教育基金会”。 　　新京报：可是你当年也是精英教育的收益者？ 　　聂造：确实是的，但我是一个善于反思昨天的人，我也是从一个高中毕业后想当科学家慢慢地转变到想当一个平实的人。 　　新京报：你女儿在美国上的是平民学校吗？ 　　聂造：是的，她今年8岁，她看到我吃饭时伸筷子去夹喜欢吃的，就会跟我说“爸爸，有修养的人吃饭都是从盘子外面往里面吃的。”新京报：那你的家人支持你做这些公益事业吗？ 　　聂造：我喜欢做，而且目前也有能力做，他们不反对。 　　新京报：你做的一些事情，比如创办木工学校、创办平民学校还听说以前有些教育捐款都是在休宁做的，是为了回报家乡？ 　　聂造：我有报恩，回报故土的心，但我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高风亮节，因为我喜欢做这事，而且现在也有能力做，就做了，我也没有觉得给了这些孩子什么恩惠，我倒要感激他们，给了我实践的空间，如果我到中关村办一个平民学校，北京人会把孩子往里面送吗？

基于目前乡村教育的现状，以及几所志愿者学校或慈善学校出现的问题，我对乡村办学有了一个新构想：在没有学校的贫困地区举办面向贫困儿童实行免费素质教育的民办完全小学。

一，学校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实施条例举办的民办学校。有了正式的办学资格，就可以公开招生合法办学，有了正规的资金帐户，便于财务管理还可以接受社会捐助。

二，学校是完全小学。与中学相比，举办小学的费用很低廉，可能性大。与非完全小学相比，完全小学有正规的学籍，可以发放毕业证书。

三，学校实行免费教育。目前义务教育的趋势是免费教育，而且不少国家都已实现。免费教育真正让贫困儿童享受受教育的权利，也避免收费带来的诚信问题。

四，学校实行素质教育。目前农村学校普遍实行应试教育，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也不满足乡村实际。除教学大纲外，学校还开展公民教育，环保教育，乡土土教育，技能教育等，并在业余时间开展成人扫盲教育。

五，学校地点选择在没有学校的的贫困地区。一方面帮助无法接受教育的最弱势群体，一方面避免与公立学校竞争生源。

六，学校资金由若干出资人提供，出资人对学校有所有权，但不要求取得回报。学校接纳企业，基金会及个人的捐助，用于日常开支和基础建设。学校可以开办校办产业以创收。

七，学校设立理事会或董事会作为决策机构，由举办者或其代表、校长、教职工代表等人员组成。校长和教职工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校长、教师、财会人员必须具有资格证明文件，按照当地工资标准提供报酬。志愿者只作为一个补充，不作为教学主体。

八，学校建立各项管理制度，包括人事，财务，教学等。学校实行校务公开，接受出资人，捐助人及社会各界监督。学校按照法律规定定期接受财务审计。

以上是我的初步构想，还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来信讨论： iamfarmer@163.com

说实话，这是一个老生长谈的问题，可是偏偏很多人仍然理解不了。首先声明，我不想指责任何助学组织或个人，更不想引起义工或资助人的反感。我只是想就事论事地说几句废话。

纵观目前的助学组织或个人，绝大多数都热衷于捐钱捐物，爱心着实可嘉，但是效果实在是有限。以我的观察来看，这种做法表面上是助人，其实是害人。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任何不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不管是捐学费还是捐校舍，只能在短期内对教育产生正面影响，长期影响是负面的。一方面是因为需要外界不断投入，一方面是因为助长了依赖心理，一旦投入减少或取消，先前取得的成果往往会停滞甚至丧失。此外还滋生了贪污和腐败现象，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

至于正确的做法，我想只有一个。任何助学组织或个人都是外来者，只能把自己定位在教育协助者的角色，而不能越俎代庖。我们不是上帝不是救世主，我们能做的只是协助当地人去发展教育，而不是试图替他们做。如果当地人不意识到教育是他们自己的事并主动采取措施，那么当地教育发展将无从谈起。必要的资金和物资援助是可以的，但不等于一切。事实上，观念和意识的改变才是根本，外来者首先要改变自己的观念和意识，才可能去改变当地人的观念和意识。

至于如何改变，这需要实际行动，而不是空口白话。不少从事发展工作的组织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经验，比如参与性社区教育，比如教育基金和助学贷款等。

在这里我不想讨论具体的做法，只是想讨论一下我们做事情的出发点，是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是助人依赖还是助人自助？请大家深思一下。

根据我以前的助学和扶贫实践，并结合一些机构的项目经验，现提出一种新的助学模式--小额助学贷款。传统的助学金是单纯的捐款，很容易养成受助人依赖性，而且需要不断投入，没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小额助学贷款正好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背景：

由孟加拉乡村银行在七十年代发明的小额贷款模式正在全世界推广。这一模式通过五至十家农户为一组的相互联保的方式发放小笔贷款。小组成员互助互促，一个组员不还款，整个小组都失去再贷款的资格。每户贷款额度一般在100-500美元之间，并在一年中分多次还清。目前全世界有上千万人在接受小额贷款。资金投入达数亿美元。由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等组织建立的“国际小额贷款协作集团”计划到2005年运用小额贷款的模式在全球解决一亿贫困户的问题。

在中国，260多个小额贷款的试点工作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展 开。如同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这些试点都比较成功。特别是在扶贫到户，高还款率，高投资回报率以及妇女参与等方面的效果比较明显。贷款回收率均达90%以上，大部分的试点高达98% 以上。参与小额贷款的农户收入都有明显地改善。


起因：

我曾经作为一个海外NGO的志愿者在贫困山区工作过半年，在对社区项目的考察中，我发现小额贷款是最成功的。小额贷款真正实现了参与性和可持续发展，绝大多数社区的还款率都达到98%以上，个别社区甚至是100%，而且用于小额贷款的社区基金实现了快速滚动和不断增值。小额贷款的理念是穷人的信用度很高，事实证明的确如此。相比之下，农村信用社的还款率之所以低，是因为其管理的混乱和放贷的不合理。由于需要财产抵押，真正最贫困的人群几乎是贷不到款的，能够贷到款的并不是真正的穷人。

在我工作过的社区中，小额贷款是由村民们选举的社区管理委员会来发放和回收的，他们在实践中也扩展了小额贷款的用途，比如用于医疗，用于教育。其中有一个社区提出了助学贷款的想法，在开学时交不起学费的家庭可以向管委会贷几百元来交纳学费，然后分期还款。这应该是小额助学贷款的萌芽。前不久，我从社科院贫困社区教育支持网络了解到，他们在云南开展了社区教育周转金项目：“为了寻求扶贫贷款与扶贫助学金相互配合的方式, 我们将在选定的社区启动社区教育周转金, 受助学生家庭可以申请社区教育周转金,每个贫困家庭1000元/年, 需连续支持2-3年。申请周转金的家庭要承诺支持学生完成学业。社区教育周转金不是赠款, 是一种新型小额贷款,用于生产和经营, 有正常利息， 其特别之处在于:分期偿还，实行每月还款制。 您可以观察到这笔钱如何从一个家庭周转滚动到另一个家庭, 帮助那些有孩子读书的贫困家庭越过家庭生计最困难的一段时期。”


设想：

鉴于助学的特点，资助方经过考察选择可以依赖的当地学校或是村子，由老师或村民投票选举出管理小额助学贷款的管理委会员，包括主任，会计和出纳。资助方与管委会签订小额助学贷款的委托协议，并由乡教办或村委会做为第三方监督小额助学贷款的使用。如果出现管理不当，资助方有权收回贷款。

小额助学贷款贷款金额限制在1000元以内，可以有息也可以无息（建议无息或低息）。还款期为一年，分期付款（建议一个月还一次）贷款必须用于创收活动，收入用于偿还贷款及利息。可以采用五户联保的方式，如果一户不还款，由其它四户代为还款。

小额助学贷款的发放时间定在每年开学（上半年或下半年）的固定时间，开学前的一至两个月内，每个贫困生家庭都可以提交申请，包括贷款金额和用途。由管委会进行调查评估，根据其家庭情况，实际需求，创收能力，个人信用等情况决定是否贷款及贷款金额。发放贷款时先扣除学费，余下贷款发给贷款人，贷款凭据需由本人签收，管委会入帐并发放还款卡。贷款人按贷款金额（包括学费）分期还款（每个月的固定时间），每次还款的金额为贷款金额加利息/还款次数，还款由管委会回收入帐，并在还款卡上签字。贷款采取滚动方式，贷款还清后可以申请新贷款，未还清老贷款之前不得申请新贷款。

小额助学贷款的成功与否，决定因素在于制度。制度应该充分体现参与性，应该由包括贷款人在内的集体讨论投票通过，务求每个人都清楚。每个放款和还款日管委会应该向贷款人公布帐目，并随时可以查询。资助方的监管也非常必要，管委会应定期向资助方提交报告和帐目，有时间的话资助方可以到当地考察贷款的使用情况。

笔者曾在贫困地区生活和工作过一段时间，也曾接待过带着孩子来接受教育的资助人。回到城市后，笔者发现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普遍是生在福中不知福，他们普遍认为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理所当然的，压根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吃不饱饭，穿不暖衣，上不了学的同龄人。同时，那些生活在农村的孩子又向往外面的世界，对城市生活充满了好奇和憧憬。因此，笔者觉得很有必要让城市和农村的孩子建立联系，一方面交流彼此学习和生活，一方面互相帮助和提高。农村孩子可以帮助城市孩子了解农村，城市孩子可以帮助农村孩子了解城市。农村孩子可以帮助城市孩子了解贫困，城市孩子可以帮助农村孩子改善贫困。

于是我上网查找资料，结果发现这项活动已经开展多年，组织者是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少工委，于是我想到，正如民间助学活动是受希望工程的启发一样，民间也可以开展“手拉手”活动。目前的民间助学活动大多是由成人资助贫困学生的学费，其实贫困地区的孩子除了需要经济上的资助，还需要心灵上的关怀。但是成人和孩子毕竟是存在代沟的，不如同龄人之间的交流那么自然流畅。

因此，我有一个想法，在目前民间助学活动的基础上，借鉴团中央和少工委的做法，开展“手拉手”互助活动。目前各民间助学组织都资助了大量来自贫困地区的孩子和学校，可以通过网络或现实寻找城市里的同龄孩子和同类学校，让双方结成对子，开展书信，书报，见面，互赠，互助等各种交友活动。当然，这仍然需要成人的帮助，比如孩子的父母和老师等。

具体方案是：联合各民间助学团体和热心人士建立一个“手拉手”网络平台，由各民间助学团体和热心人士提供愿意参加“手拉手”互助活动的贫困农村学生和学校，通过网络平台吸引城市里同龄学生，家长和学校参加“手拉手”互助活动，通过网络平台为城市和农村的孩子牵线搭桥，及组织相关活动。

以上是我的初步想法，希望得到各助学团体的支持和合作。我的信箱是：iamfarmer@163.com，欢迎大家来信交流。


附件： 关于动员全国少年儿童广泛开展“手拉手情系贫困小伙伴”活动的通知    

共青团中央

全国少工委

中青联发　［1990］ 4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团委、少工委，全国铁道团委：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新时期共青团和少先队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决议》高度评价了少年儿童“手拉手”互助活动在深入开展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一亿三千万少先队员和广大团干部、少先队工作者。为了贯彻落实六中全会和不久前中央召开的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把“手拉手”互助活动与全党和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扶贫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决定，在全国少年儿童中广泛开展、“手拉手情系贫困小伙伴”活动，从现在起到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各级团队组织要把这一活动作为“手拉手”互助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一、要充分认识开展“手拉手情系贫困小伙伴”活动的重要意义
　　江泽民总书记在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解决温饱问题，是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各级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要为扶贫攻坚战略的实施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我们开展“手拉手情系贫困小伙伴”活动，正是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的实际行动，同时，这也是进一步深化“手拉手”互助活动、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一项具体措施。作为“手拉手”互助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项活动扩展了“手拉手”互助活动的内涵，形式上更加灵活，内容也更加充实，从而对它的要求更高了，工作难度也加大了。各级团队组织一定要从服务于党的工作大局出发，从全团工作的重点出发，充分认识开展“手拉手情系贫困小伙伴”活动的长期性、艰巨性和重要意义，树立高度的责任感，采取各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做好这项工作，力争在我国扶贫开发的历程中留下红领巾的足迹。
　　二、活动的内容和形式
　　“手拉手情系贫困小伙伴”活动，是“手拉手”互助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手拉手情系灾区小伙伴”活动的扩充和发展，其内容和形式要充分体现团队组织的特色和在实践中育人的宗旨，坚持常抓不懈的方针，突出“手拉手”互助活动的主题。活动的主要内容是：组织少先队员将自己不再使用的图书、文具、书包、衣物等捐献出来，帮助贫困地区的小伙伴克服学习、生活上的困难。活动的基本形式是：第一，两地的少先队员之间“手拉手”。经济发达地区的少年儿童一对一支持、帮助贫困地区的少年儿童，继续深化“手拉手”互助活动；第二，学校与学校之间“手拉手”。把队员个体之间的支援变成全校师生的共同行为，成为学校德育教育和少先队活动的一项具体内容；第三，地区之间的“手拉手”。各级团队组织要做好发动和协调工作，可以学校少先队大队部、少年宫（家、站）、社区为依托，相对集中地设立不再使用的书报、文具、衣物、废旧挂历（注：送给盲童作书写纸用）收集点，以地（市）、县（市）为单位发送到贫困地区。要通过各级团队组织的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少年儿童也参加到全国少先队员“手拉手读书交友”活动中来。
　　三、活动的原则与要求
　　“手拉手情系贫困小伙伴”活动的基本原则仍然是就近就便，务求实效。各地少先队组织应首先在本省、区、市范围内确定帮助对象，其次可根据现有的国家级贫困县的分布，就近确定帮助对象。在活动初期，要重点根据团中央确定的“服务万村行动”先期启动村所在的55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分布情况，就近开展结对帮助（两个名单附后）。
　　参加“手拉手情系贫困小伙伴”活动的重点是城市和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少先队员，这些地区的少先队组织要充分考虑当地中小学生的实际，扎扎实实做好动员工作，避免强行指令和硬性摊派，强调自觉自愿，量力而行。要充分发挥少先队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争取家长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要明确不同地区团队组织肩负的责任和义务。城市和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团队组织要切实做好宣传、发动和物品的集中、送达工作；受助地区的团队组织要建立监督保障机制，将所接受的物品及时、合理地送至少年儿童手中，使他们感受到小伙伴的关心与帮助，感受到全社会对他们的关怀与爱护。
　　各级少先队组织必须明确，我们开展“手拉手情系贫困小伙伴”活动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所以，必须在机制建设方面下功夫。第一，城市和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少先队组织，每年至少要在每个学期开学之初各开展一次集中性的活动；第二，“手拉手”小伙伴和联谊学校的活动要坚持经常，各级少工委要定期进行检查、监督、指导；第三，受助地区的团队组织要通过这项活动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激励和鞭策少年儿童刻苦学习，德、智、体全面发展；第四，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表彰奖励机制，使这项活动成为少先队表彰奖励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总之，要通过活动机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促进整个“手拉手”互助活动机制的形成。
　　各级共青团组织要把少年儿童“手拉手”互助活动作为全团带队的工作重点，在力量配备、活动指导方面下功夫，保证“手拉手情系贫困小伙伴”活动的顺利开展。各级少工委接此《通知》后要尽快对开展这一活动作出明确部署和具体安排；已开展了“手拉手情系灾区小伙伴”活动的地方，要适时将活动纳入到“手拉手情系贫困小伙伴”活动中去，并使之经常化、制度化。
　　附：1．列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贫困县名单
　　2．“服务万村行动”先期启动村所在的国家级贫困县名单

　　　　　　　　　　　　　　　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六日

我有一个梦，让所有的穷孩子都有一个受教育的平等机会。

现有的公立学校不是我的梦，因为他们要收学费，哪怕不多。

现有的私立学校不是我的梦，因为他们收费高昂，门槛太高。

我只想给穷孩子办一所免费学校，专为那些没钱读书的穷孩子。这所学校永远不收费，学生是自由的，没有升学的压力，没有师生的界限。

学校不需要很大，也不需要很好。学校有一个自己的农场，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劳动，一起收获，教学相长。学校有一个小小的操场，上完课老师和学生可以一起做游戏。学校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地方，更是快乐的源泉。孩子们在这里除了学习书本知识，还能接受素质教育，得到全面发展。

学校实行的是爱的教育，让孩子们生活在爱的世界里，学校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家长们可以随时来看望孩子们，和孩子们一起上课一起学习。贫穷的仅仅是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精神也可以很富有。学校是全村人的学校，是全村人的精神家园。

也许，这永远都是个梦，也许，梦也有实现的那一天。让我们手拉手，心连心，共同为梦想而努力吧。

打造中国的全民扫盲运动


当前中国农村正在推行“两基”，一是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二是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目前多数公益团体都把注意力放在前者，较少有人关注后者。事实上，后者的意义相当重大，丝毫也不逊于前者。

目前农村教育的现状是旧文盲未能扫除，新文盲又在不断产生。中国目前尚有8500万文盲，同时每年新增50万新文盲。旧文盲中的一部分是年纪大的老人，其它的则是没有受过教育的青壮年，也就是“两基”关注的扫盲对象。新文盲的来源则是失学儿童，其中的一部分是中途辍学，其它的则是根本没有上过学。失学儿童原本应该是义务教育的对象，但由于家庭或者个人的原因，一些失学儿童即使经过多方努力，依然无法进入学校接受正规教育。他们应该也是扫盲的对象。以笔者在农村的调查来看，父母全部是文盲的家庭，子女不读书的比率，远高于父母至少一方受过教育的家庭。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受教育的比率越高，受教育的程度也越高。少数民族儿童入学率普遍低于汉族，除了民族习惯外，主要原因还是历史上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很低，从而影响到下一代的教育。可见扫盲工作不仅有益于当代，还可以造福后代。另外，妇女的受教育机会和受教育程度远低于男人，而母亲在儿童的早期教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妇女的扫盲工作尤其重要，关系到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

在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同时，国民素质的提高应该得到全体国民的高度重视。记得前苏联领导人访美时曾经说过，苏联虽然有很多原子弹，但却没有足够的轮椅供残疾人使用。而现在的中国也有些类似，虽然有很多大学生，但同时也有很多文盲。如果十亿农村人口的素质得不到提高，那么整个国民的素质不可能提高，经济发展必然会受到极大制约。从事乡村建设的组织或团体都会发现，在一个多数人是文盲的社区开展工作，远比一个多数人受过教育的社区困难得多。事实上基本文化素质的欠缺是贫困的主要根源之一，在一些贫困山区，男人不敢出外打工，妇女甚至不敢上街买东西，皆因不识字不会算术，害怕被人骗。在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的今天，大量没有受过教育或教育水平很低的农民工只能从事报酬很低的简单体力劳动，他们的扫盲教育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20-40年代，平民教育家晏阳初针对中国“愚、穷、弱、私”四大问题而提出四大教育，指识字(文艺、文化)教育、生计(生产)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其中首要的是识字教育，也就是扫盲教育。印度喀拉拉邦的“民众科学运动”是从扫盲开始着手，并辅以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举世闻名。中国50-60年代的群众扫盲运动曾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极其匮乏的国力扫除了大多数文盲，从而创造了一项世界奇迹。印度的“民众科学运动”正是学习了中国的经验取得了成功。

据了解，目前一些国内外组织或团体已经在部分地区开展扫盲教育，但是仅限于少数的几个点，而且没有长期坚持下去，效果相当有限。而政府的扫盲教育大多流于形式和过场，甚至存在弄虚做假的现象，并没有达到“两基”的要求。因此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象印度那样的全民扫盲运动，联合所有组织或团队的力量，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人力物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持之以恒的全民扫盲运动。

欢迎有志于扫盲教育的朋友来信交流：iamfarmer@163.com


附：印度喀拉拉邦的教育

喀拉拉邦位于印度的西南部，与斯里兰卡隔海相望，濒临阿拉伯海。那里四季长青，没有冬天，一年温差不大。


喀拉拉邦倡导教育改革的是印度“民众科学运动”(KSSP)的一群科学家们，他们志在将科学、世俗的观念传播给普通大众，以平衡宗教的影响。运动者中有著名大学的院士，有原子能专家、物理学家，他们利用的是节假日，从扫盲做起。


KSSP的科学家们从1988年底开始，发起全民识字运动，数以千计的志愿者到各识字率低的社区开办识字课，并用科学家们一贯充满创意、活力与欢乐的方式，如街头剧，集体读报等方式，赢得民众的参与。还在一个地区开办了24小时开放的教育中心。到了1990年2月，这个区识字率达到百分之百。识字方式与文化表演带来的欢乐气氛，帮助民众克服了不识字的自卑，自愿加入识字班。在识字班开办后，KSSP更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让村民能表演所学到的知识，以增加自信与学习兴趣。


KSSP发起识字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训练民众阅读与书写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将人类的基本需求、性别平等、公共卫生健康、民主自由、政治制度等等常识与观念传送给民众。这不仅符合KSSP最初的目标：倡导科学知识、破除迷信封建，更为后来可持续发展的运动打下了基础。


识字教育运动所达到的成效远远超过了KSSP运动者的期待。由于识字教育能普及到印度种姓制度中的最低阶层，许多人在参与识字班后，树立了自信，开始组织起来挑战不平等的种族制度。原来从没有机会接触低阶层的人，在授课过程中，有机会接触较低阶层的生活后，也学会尊重他们，无形中打破了长久以来深植于种姓制度的藩篱。


不断地从科学家们推行的扫盲运动发展而来的土地资源教育，在喀拉拉邦也极有特色，全称为“人民资源制图计划”。该计划组织当地的农民，也就是对这块土地最熟悉的人，来画“资源地图”，和土地学家所作的地图一起成为地方发展规划的依据，并作为长、短期资源利用的参考。这个计划不仅是识字教育的延续，教育民众了解自己赖以为生的土地，更是由自然与人类的互动所塑造的发展过程。


喀拉拉的教育还有值得称道的一点是，识字班将村中妇女团结在一起，让他们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最初她们聚在一起只是学习文化，渐渐地开始谈论生活中的问题与感觉，很快她们就意识到彼此支持与团结的力量，并具体动手，要求政府官员改善他们的基本生计建设，比如提供干净水、改善交通、儿童的教育等等。直到她们的努力赢得村民与基层政府的尊重和支持。


在喀拉拉邦，还有一串数字令人羡慕，那就是在3000万人口、其中80%为农村人口的900多个乡里，图书馆有5000多个，出版3000多份报纸杂志。每个乡还有自己的乡报，派发给每户。KSSP的科学家们自豪地说：在喀拉拉，没有人不读报，没有人不谈政治，没有人不唱歌。


目前在喀拉拉邦，所有民众包括男女，识字率高达95%。而整个印度妇女的识字率只有39.42%。


《中国教育报》2002年1月12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