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

目前国内外有很多关注中国贫困地区教育的助学团体，虽然资金来源各不相同，但确定资助名单的方法大体相同：

首先通过教育部门或政府部门（如学校，教委，团委，希望工程办，县政府，乡政府，村委会等）获取贫困学生名单，然后由义工进行调查审核，最终确定资助名单。

这种方法有一个很大的弊端：无论是学校，教委，团委，希望工程办，县政府，乡政府，村委会，还是助学团体的义工，对学生家庭情况都不是很了解。而对情况最了解的村民却被排除在决策层之外。其结果必然可能出现各种偏差。事实上不同的助学团体都遇到了所谓的失误案例。

助学工作中最关键也是最难的是如何确定资助名单。我们一方面担心当地人徇私舞弊，一方面担心调查义工经验不足。其实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如果我们将决策权交给老百姓，他们自然会做出公正的选择。

参与式（PRA）方法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社区工作方法，其核心在于赋权，即将老百姓的权利还给老百姓，老百姓自己的事由他们自己做主。以当地老百姓为主体开展社区工作，外来者起的只是协助的作用。事实上参与式方法同样适用于助学工作，因为我们资助的学生是老百姓的子女，子女的教育是老百姓自己的事，应该由老百姓自己来做决定。在我们的意识中，总觉得老百姓的觉悟不高，一旦让他们自己决策，很可能会出偏差。其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只要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其发挥出来的潜能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从乐施会的社区发展实践中已经说明。

那么具体如何将参与式方法引入助学工作呢？第一步是选定资助的社区，通常是一个自然村。可以先从教育部门或政府部门了解各个村子的基本情况，然后由义工亲自走访村子，一定要入户访谈，倾听老百姓的声音，最后根据调查情况选定资助的社区。接下来是确定资助名单，这是最能体现参与性原则的。由义工联系村委会和学校，召开一个有全体村民（可以每户派一个代表）和学校老师参加的村民大会。在会上义工首先说明资助的基本原则，如有名额限制也应说明。然后由村民提名受助学生并说明原因，可以自由讨论，自由发言，但不允许强权人物控制会场。提名结束后，请老师介绍一下被提名学生的在学习成绩和在校表现，然后开始投票表决。投票方式可以用填票，打勾，放玉米粒等各种形式进行，只要是公平公正就行。投票结束后马上公开唱票，得票最高的学生入选资助名单。最后一步是义工对受助学生进行家访。这主要是获取学生资料，提供给资助人。相信家访情况可以证明，由村民自己选出的资助名单是最符合资助要求的。

必须说明的是，在参与式方法中，义工只是一个协助者，而不是决策者，可以引导，但不应干预村民的民主决策过程。

以上是我的一点浅见，对于参与式的方法我也所知不多，还请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如何将参与式方法引入教学实践


参与式方法(PRA)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社区工作方法，广泛运用于社区发展领域。事实上参与式方法适用于许多领域，包括教学。

要实现参与性首先是明确谁是教学的主体。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老师是主体，站在台上讲课，学生是受众，坐在下面听课。在国内学校的课堂上，学生的任务只是专心听讲，极少发言，就算偶尔发言也是被老师点名。这种情况叫只参加不参与，或者叫被动参与。在参与式教学中，学生是主体，老师只是协助者，协助学生学习知识。课堂形式应该是讨论，老师引导学生通过讨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学到知识，而不是代替学生寻找答案，甚至直接告诉他们答案。老师的作用是采用各种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使学生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主动发表自己的意见，使课堂保持热烈的讨论氛围。这种情况才叫真正的参与，或者叫主动参与。在参与式教学上，苏格拉底可以说是鼻祖，当学生提出问题时，他从来不直接告诉答案，而是通过一个又一个反问帮助学生自己找到答案。

要实现参与性还需要放下老师的架子。所谓“教学相长”，老师需要放下专家的架子，把自己放在与学生对等的位置，认真听取每一个学生的意见，尊重每一个学生的意见，不轻易否定任何一个学生的意见。事实上，通过课堂讨论得到的知识往往比教科书上写的更深更广，甚至超出老师的知识范围。


以下是我在一所乡村中学的一次教学试验，供大家参考：


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这堂课我引入了参与式方法（PRA）中常用的工具--制图，效果相当好。从前我在大学上口语课时，一位美国留学生曾让我们用画图的方法在月球上建一座城市，目的是激发大家的想象力。今天我带领学生们画的则是他们身边的事物，首先画教室，然后画校园，再画乡中心区地图，最后画整个乡的村庄分布图。我首先问他们地图上应该有哪些东西，然后问他们用英语该怎么说，再用英文标注在图上并进行适当的讲解。

刚开始的时候学生们还比较拘谨，我得提示他们教室里有什么东西，画校园的时候，有学生开始说操场上有什么东西。等到画乡中心区地图时，学生们开始踊跃发言，他们告诉我哪里有医院，哪里有烟叶站，哪里有派出所，哪里有信用社。最后画整个乡的村庄分布图时，学生们自己到黑板上画出自己家所在的村子的位置及距离学校有多远要走多长时间。

在画图的过程，学生们可以学习如何用英语表达自己身边的事物，从而逐渐学会在生活中运用英语。更重要的是，调动他们的参与意识，从而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这半年的农村发展工作，让我对以前深信的一些理念和手法产生了困惑和怀疑。对于助学也是如此。 现在国内国外有那么多助学团体或组织，做的事情却大同小异，不外乎是资助学生和修建学校。毋庸置疑，这两样都是农村教育所急需的，但是否真能改变农村教育的现状？以我看到的情况，其结果往往使学生家长，学校老师，教育部门产生了依赖心理，项目做得越久依赖心理越强。一旦外界资助撤出，当地情况可能照旧。 无论是助学还是发展，其根本目的是助人自助，外界资助应将重点放在能力建设，而不是项目本身。以农村教育而言，目前贫困地区的主要问题是没钱读书，如果不改善当地经济状况，那么捐再多钱也只能解一时之渴。此外，农村教育的现行模式完全不适应农村发展的实际需要，如果不改变教学模式，那么修再多学校也只是培养出更多不适应农村需要的人才。 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 一、助学团体或组织除了关注学生的学费外，更应关注学生的家庭经济。捐款除了用于交学费外，更应致力于帮助学生家庭发展生产，早日脱贫致富。家庭富裕了，自然有钱读书。否则即使资助了学费，学生很可能因为没有生活费而辍学，或者被家人拉回家去务农。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农村比比皆是。 二、助学团体或组织除了关注学校的校舍外，更应关注学校的教学模式。现行的教学模式完全是应试教育，教学内容完全与农村生产生活实际相脱节，以致学生提不起兴趣甚至厌学，家长觉得上学无用，不如回家务农。非常有必要在农村学校引入乡土知识教育和农业技能教育，学生即使考不上大学回家当农民，也是一个有知识有技术的新农民。 目前在上述方面已有了一些有益尝试，比如“简单助学”的有偿助学实践，以及目前一些农村学校开办了校办农场，学生既可以勤工俭学挣学费，又可以学习农业技能，一举两得。无论是机构还是志愿者，只要转变传统理念，通过探索和实践，一定可以找到真正适合贫困农村的助学之路。

从解读农村教育到反思“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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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4-04-05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李水山


　　1、乡村教育简读

　　当我们谈到农村教育问题，很多人会想起校舍、教学、教材、教法、师资、评估、督导，加上堆积的数据，似乎目前我国农村教育的主要矛盾还是农村投入机制和教育本身问题，而其它都是枝节问题，事情是不是这样简单，需要讨论。

　　经济观察报（2003.10.27）在一篇很有创意的文章中说，乡村经济的财政蛋糕就那么大，所有关系到财政的改革，到头来都是跷跷板，摁住一头，另一头就会跷起来。这又是目前我国很多重大改革步履艰难的真实写照。

　　为什么我国行业部门的改革，初期都是震耳欲聋，却很难善始善终，逐渐低调收场或修复。这是否决策程序出了问题。如果缺乏系统工程的科学程序，调研、论证、决策、听政、实行、反馈、矫正机制不健全，就会导致拆东墙、补西墙。几大改革捆绑上市，实施起来，还是免不了摁住一头，另一头就失衡。

　　几百亿的农村教师工资，却难住国家财政，人们开始关心政府的钱应该怎么花，生产性投资要不要这么多。据说，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上级的财政主要用于教育、社保和环保，占60%以上。如果这样算起来，农村教师工资、农村教育经费也并不是遥遥无期的难事。简化程序，分一下工，国家、省（区、市）、县乡村各承担多少，国外比较成熟的经验是各负1/3。贫困地区，国家多拿一点，发达地区省、市多拿一点，富裕的县就多承担一点，不要局限于以谁为主。

　　在经费无保障的情况下，校长、教师为支撑学校，东筹西借，搭上自己的工资还不够，为办好教育教师的心在流血。据说章鱼遇险就卸掉自己的手脚，这是无奈的智慧。在经费无保障，又遇围墙逾越不过时，只好卸掉自己的胳膊。教育内外也如此，我们很难想象以牺牲教育为代价，能保住什么。农村很多偏远山区学校成本高，遇到办学压力，合并是最好的排压。合并后，教师过剩，可以裁减，校舍可以舍弃，财政负担可以减少不少，农民收入可以增加一些，麻烦大了孩子就可以不上学，学校就进城，政府办几所寄宿优质学校，可以与城市学校媲美。

　　但是教育事关几代国民，农村人迁居城市，这不仅是农村的事。城里的小朋友说，爷爷是农民，爸爸曾经也是农民。千秋伟业教育大计，需要换位思考；眼前利益和长远伟业，需要通盘考虑。人说站得高看得远，跳出行业部门分析问题，我们可以减少很多曲折和烦恼。

　　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发现问题，通过放开农产品价格与市场，使粮食体制改革得以矫正；农村教育投入机制问题被更多的人所关注，税费改革正趋于完善；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被列入领导干部的重要议事日程，发展失衡和以人为本、人性化话题也逐渐成为社会焦点，科学家们焦灼的心总算落下来了，这是国家希望所在。

　　简化和反思是一种革新，需要更高超的智慧，是掌握大量信息后的科学判断。

　　2、从局部看全局，需要科学和系统思维

　　研究人员发现了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农村教育问题：农村学生辍学、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农村中学毕业生不能很好地适应城乡经济发展要求等。从中，发现了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机制问题的严重性和农村教育的基本规律，即升学和为城乡经济发展输送适用人才的不可分离性。

　　当农村教育投入还有缺口时，人们自然与农村税费改革联想，而农村税费改革的初衷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众所周知，发展农村教育和增加农民收入，一个也不能少。农民最大的关心无非是孩子上学、家人看病和家庭收入。农村税费改革又与农村综合体制改革紧密相关，增加了实施难度。无庸质疑，税费改革，需要很多配套改革，才能完成整体设计。我们也不能否定，在实施过程中还会遇到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

　　于是，人们的思路得以延伸，开始考虑减免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对农民“多予、少取”。但是，这些重大措施在实践中也受局限。税费改革能减轻人均农民负担30-50元；减免农业税、特产税，每年能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200-300元。这就需要从更宏观角度分析和驾御农村实际问题，通过制度文明解决实质性问题，过去未曾涉足的农民合作组织，将会给低迷的农业带来希望。

　　于是，人们又在考虑更为治本的办法，通过户籍改革和加快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增加农民非农收入，实现农村城市化。如果进城打工的一个孩子平均每年给家里寄回5000元，4人家庭人均纯收入就能增加1250元，比目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50%，能达到3700多元。

　　在人们对农村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寄予莫大期望的时候，有个极端现实又在敲响着警钟：在墨西哥等南美一些国家城市化率已经达到70%、80%时，在特大城市出现了群居几百万的贫民窟，贫富差距及其社会问题并没有因城市化而全部解决，而且又引发了其它社会难题，这是未知的现实带给我们的思考题。

　　走到这一步，人们又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先看到树叶有病，紧接着发现与树枝、树干、树根也有关联。当我们喜出望外的时候，往往又忽略了问题的另一面。治本与治标相结合的道理很简单，但在社会实践中却需要一个个解决，能不断引申发现深层次问题，且不回避，坦然应对，并逐一解决，这是社会不断进步、成熟的表现，但却需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和系统工程的精神、态度和思维方式。从局部看全局、看全国、看世界，需要系统思维。

　　3、研究农村教育的基本思路　

　　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内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以及经济全球化、市场信息一体化的逐渐形成，农村经济、社会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目前，农业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慢、农业比较效益低、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招来了诸多新的结构性矛盾。农村发展中的新形势、新情况，为发展农村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发展农村教育，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研究制定农村教育的对策与措施，与解决“三农”问题一并考虑，教育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能脱节，否则难以解决本质问题。

　　要始终遵循农村教育的农村智力与农村资源双开发特点和为高一级学校输送人才和为城乡发展培养人才的“不可分离性”，这一特点在我国国情中还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不能漠视这一发展规律而急于求成。

　　研究和解决农村教育问题，还要从农民、农村、农业发展的实际要求出发，尊重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村教育发展特点和规律，参照国际上较为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予以求真务实、科学的分析和把握。

　　农村教育和农业教育资源、职能要紧密衔接、有机结合，发挥整体效应。当我们看到农村教育经费极其短缺而无奈时，却忽略了农业院校对农村、农民教育的辐射、带动作用。当兴办农村教育时，农业院校却悄悄摘下农业帽子，向效益最大化调整和优化，正在不知不觉地远离农村。

　　遵循社会、教育发展规律，建立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协调发展的“立交桥”，为农村教育的发展疏通出口和出路，这是农村教育走出低谷的有效途径。

　　我们考虑农村教育的时候，必须考虑“三农”问题。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教育的现状与发展


韩嘉玲



　　（本文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讲座笔录)

　　非常高兴，我以为这样冷门的一个题目不会有同学来听，结果那么多同学来关心农村教育，让我感到非常高兴，现在就将我长期从事农村教育的一些经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偏重讲贫困地区，我先介绍一下，我大概在90年和91年在贵州省黔东南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作扶贫工作，所以你们等会看到的一些照片就是当年在那边工作时的一些情况，有一些也比较早，但也可以反映一些农村教育的情况。还有一些照片是2000年在甘肃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所做的一些有关教育的调查研究。

　　那么农村教育应该包括那一些呢？我想农村教育应该是指发生在农村地区的各种教育。农村教育应该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就是农村的正规教育，正规教育基本上指的是学校里面的正规教育，或者是学校里面的义务教育，当然教育里面又分为义务教育以前的和以后的，我想我今天会比较集中在贫困地区农村的义务教育这一块，不过我还是要指出农村教育不是只包括农村的基础教育或义务教育。还有一个就是非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不像学校教育，它没有固定的形式，比如说学期的开始和结束，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固定形式和场所的，非正规教育很重要，它不是一个学历教育，基本上是和农村的发展相关联的一种教育，比如中国现在在贫困地区做了许多这种小儿信贷的服务，借钱给农民，让他们去养鸡养鸭，在此过程中教他们一些农村的实用技术，这种实用技术的教育就是属于非正规教育。在我国，可以把农村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包括扫盲教育都可以归入农村非正规教育。事实上我国过去在农村的非正规教育方面做得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在建国初期的时候有关扫盲的时候做了很多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的农村教育，创造出很多丰富的农村教育的形式，这样的一些形式至今还被许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和借鉴。我们出去看到就问，你们这是从那里来的，他们就说这是从你们中国传来的，可是我们过去创造出来的形式丰富的农村教育我们已经不太熟悉了。比如说在过去在扫盲的过程中，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回家教他们的祖父母的那种包学小组，或者是在树荫下，工厂里及在农村各种场合所进行的各种教育，比如说在冬天农民不能种地的时候开办的冬学班，比如说在街头放了一些识字牌，强迫你去认一些字，如果你不能认字就不能过去，虽然有一些强迫的性质，但这也是一种推广的模式。当时在牧区的时候，因为牧区非常分散，很多孩子上学很困难，所以就建立了所谓的马上学校，老师骑着马到牧区的每一个点去给孩子上学，或者在湖泊区的那种船上学校。当时有各种各样形式农村教育，可是今天完成了扫盲的工作以后，那些形式的教育已经很少了。最后一种就是所谓的informal education，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它就属于一种没有组织、没有事先计划的一种教育模式，比如是阅读看报纸、广播、电视、民间文化传统等形式，这个在以前农村也是非常丰富的，有一些放映对到农村去传播知识，这些都属于informal education，这些我们今天都不会讲，今天我们就针对农村学校里这种义务教育的情况。

　　基本上，我们国家到2000年时候基本上已经普及了义务教育，什么叫基本普及呢？事实上，大概是85％的地区的人口普及了义务教育，换句话说就是还有15％的地区没有普及义务教育，甚至还没有普及所谓的六年义务教育。所以我们以为好像是大部分普及了，其实还有很大的一块，而在这种所谓完成教育验收，或者是这些统计数目事实上和现实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去的甘肃的4个贫困县，有两个县已经完成了普初验收，实际上这两个县是被别人要求在2000年或者2001年必须完成普初验收的，事实上这两个县在各个方面的能力都没有办法达到要求，可是因为要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它到了2000年的时候为了完成达标，它就必须造一些数字，为什么我们会发现这个现象呢？因为我们在甘肃的调查项目中我们做了一套经费的分布调查，中英合作项目中的1500万资金要分配给他们，怎样决定分配呢，那就不能用传统的指令式的我觉得差我就给你多，我觉得差就给你少，它是用一些指标来做，就是你的教育条件越差，没有完成普初的学生越多，我们给你越多的钱，所以那两个达成普初验收的学校就觉得很冤枉，他们已经有95％的学生入学了，因为要验收必须要入学率在90％以上才能验收，他们拿到的钱就比较少，我们就说我们当时就要求你们实事求是的来报数字，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验收常常是因为上级的一个指令，让它完成，它就必须完成，所以造成了我们普及义务教育实际上还存在一些困难。这里有两个数字，这是我们在甘肃调查的4个县的数字，抱歉因为有两个县我们要隐藏他们的名字，因为这些数字与他们上报给国家的数字不符。以全国范围来说，普初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可是在这个统计数字后面，落到一个省或者是一个县的时候，差距就很大了，比如说像这个县，它是这个地方最贫困的县，所以它的女生比例特别低，即使是这些数字我们也认为是有一些水分的，这还是一个县的全部统计数目，如果你到一个乡或者是到一个学校，那个差距就更大，平均的统计数字它会掩藏了很多细微真实的情况。

　　这是我们1990年在贵州省少数民族的一个村里做的调查，可以看出，全国、贵州省、它的县、它的一个乡，比例相差很多。不要看一个表面的一个统计数，因为中国的数字一平均以后就会相差很大。一个县的统计数会掩藏一个乡的真实情况，一个乡的统计数又会掩藏一个学校的真实情况。所以我们从一些定性的研究一些个案研究可能更能了解真实情况。我觉得在农村义务教育里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国家投入的不足，大家都知道，我国农村教育的一个投入体制是分级管理分级办学的体制，基本上这个体制是农村的义务教育由乡或者是由村一级来承担，在东部的农村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原先又乡一级来承担义务教育是想鼓励地方办学，开拓更多的教育投入的方式，可是这种教育体制在西部地区就特别影响义务教育的资金投入，我们可以从一些统计数字来看，95期间的财政预算内拨款来看，对普通高校的拨款增幅是155.8％，对普通高中是123.9％，对义务教育拨款增幅是98％，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比例就更低，可是农村学校占我们所有学校的比例要超过70％，那么多的人用的经费那么少，所以你就可以了解我国的教育财政拨款是比较强烈的往高等教育，往高中流动的。换句话说，教育到底是走精英教育还是走大众教育的路线呢，在我看来，目前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教育基本上是将有限的资源输向精英教育的路线，我们在来看底下的几个数据，我国国家的义务教育的投入比例是比较低的，基本让乡一级的政府承担了更多的教育经费，你看，这是国务院发展中心在去年做的一个调查，从图中可以看出，整个义务教育的投入大部分集中在乡一级，乡一级承担了78％，县占了11％，所以说县和乡是义务教育经费的注意来源，省是9％，中央只有2％。在中国比较贫困的地区，县和乡是基本没有能力来承担义务教育的重担的，其实乡镇一级的负担就是农民负担，也就是义务教育由农民来买单，因为乡镇一级是一个吃饭财政，所以，在越是贫困的地区越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教师的工资是由县政府来给，或者是由农村的教育附加费来负担，所以越是贫困地区，他的民办教师越多，民办教师的经费也是由农民来负担，学校的建设设施是由农民来集资办学，如果农民没有力量集资，那这个学校就形成危房，当然，世行给了一些如“贫一、贫二”这样的资金，但这些投入是有条件的，基本上是要求通公路，通电等几通的条件，这些基本上就集中在乡一级的中心校才能得到这样的资助项目，边远的贫困地区是很难得到这些扶贫的贷款的。当然有的地方也得到了如希望工程、手拉手的一些项目，可是这也是集中在那些通公路，可以供人家参观的地方才能得到。比如我们在贵州，县城里已经有两所学校了，可是有一个水电局捐了一所学校，就捐在这所学校的中间，所以全县只有四所中心，有三所在县城，只有一所在乡里，那么最边远的乡离县城有七八十公里，那里没有学校，他的学生就要走很远的路到县城在来上学。所以，学校的建设设施也基本是由农民来集资。那么，更重要的是，学校的公用经费基本是来跟学生收取的，我映像很深的是1995年我在贵州省县教育局调查时，在局长办公室和居长做访谈的时候，一个乡村教师走了50多公里来找他，要五块钱的办公经费，学校里基本上没有办公经费。我们在甘肃的时候，学校的办公经费很多都是0，或者是0.16.我最近在北京做打工子弟学校研究，他们的办公经费一学期有600多块钱。所以这个差距是没有办法比的。北京财政很富裕，所以它可以由北京的地方财政来支持，可是农村的乡政府，有时连老师的工资都发不起，不可能再拨给老师这种办公经费了，只能靠向学生来收取，来维持一般的正常运作。

　　我国现在形成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越是不发达的地方，老百姓的教育负担就越重，县一级的教育经费主要是用在县城中，那么县级以下的教育经费只能向农民收取，所以越是贫困地区，他的民办教师、带课教师的比例就越高，危房比例也越高。我们一边在说我们的教育经费很少，城市中的示范校和重点校就越发豪华化，城市化，贵族化，这些学校中有游泳池，有豪华的塑胶跑道的操场，如北京的示范校80中，听说投资了两三个亿，当然，有一部分是它向银行贷的款，可是学校向银行贷款的钱从那里回来呢？还是跟学生收取学费，因为家长都希望让孩子上好学校，也心甘情愿的掏钱，所以就形成了两级化的情况，一方面我们的教育资源很希缺，另一方面我们又把这样希缺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少数几所学校，去培养所谓的精英，我也不知道这样的精英以后能否上北大，还是都去了美国，我不知道这样的教育资源分配是否公平，是否有利于国家整体的发展。

　　教育的体制和政策就是在这样的教育分配制度上应该起着去缓和而不是去加大这种差距，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里面，国家应该对教育资源希缺的地方倾斜和扶持，而不是加大差距，而人为地造成起跑点的不平等。

　　这是我们在甘肃调查的学生辍学的原因，书本费是主要的原因，你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书本费并不高，为什么他们负担不起，他们一年的总费用才102.47元，但这是一个很贫困的地区，当地人均收入一年的总数才有300到500块，而且他的现金收入会更低，所以，这样就造成了当地农民一个相当大的负担。这是一所中学，书本费是100多块，这里的50块是微机建设费，就是电脑，这占了几乎1/3的比例，我问他为什么要上微机，他说，县里面说了，如果不上微机，那么他们与发达地区的数字鸿沟就会越来越大。我和他们了解到他们的孩子一般念到初一初二，如果他觉得自己升学无望，基本上就辍学了，回家种田或打工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了上学还有交上50块钱的微机建设费，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且我觉得，如果学校要让孩子上微机，也应该是学校掏钱，而不是农民为了学一个他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到的东西而花出那么大的代价，因此这样的收费导致他们小学以上的就学率很低，大概就是20－30％最多不超过40％，当地的情况就是这样。

　　这张照片就是在甘肃，非常冷的冬天，学生没有钱买作业本，就在地上练字。100多块的书杂费你们看起来可能不高，可是这里是一个干旱的地区，三年干旱，我今年去的时候，基本上老百姓已经没有粮食了，在那样子的一个地方，城市里的人可能一顿饭100多块钱就花掉了，但对他们来说就是负担过重。这是一所小学，冬天没有暖气，小朋友的手上都裂了，因为如果要收学生的暖气费的话，费用又要增加很多了。到了内蒙的一个学校，冬天实在太冷的时候，学校又没有暖气，学校只好让学校回家。这些桌子摇摇晃晃，好多孩子都站着上学。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又人来检查，就叫了很多的小孩来学校充数。那天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免费午餐的项目，教室里挤满了孩子，特别小的孩子都有，那里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有检查，就把所有的孩子都叫来，所以我问一个小孩你是哪个年级的时候，他说不出来，我才知道是这么回事。这张是甘肃一个很旧的校舍，基本是几十年前房子，这是在贫困地区和普遍的土坯房。这是在贵州省的乡中心的一所学校，学校没有办公经费，所以晚上就点着蜡烛让孩子们看书，这些孩子都是在努力考到县里的中心，但基本上这么多学生中只有十几个能上到县中，可是那么多人为了应试教育，学校的教育根本就不考虑那些没有办法通过考试的孩子。这张也是缺乏课桌椅凳，这样的教室是普遍的，这些带着帽子的孩子是回民的孩子。这个是贵州的一个学校，基本上这些学校都缺乏课外活动的条件，他们用一些石头拼出了一张乒乓球桌，我们的扶贫项目里面也给他们提供的简单的活动器械。所以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去学校，因为学校没有什么活动吸引他们，而课程也不能吸引他们，所以他们不去上学，所以我们不能觉得他们愚昧，而应该考虑我们自身的教育系统中出的问题，这样简陋的条件，但孩子们还是很开心。

　　我们下面说一下学校布局和距离对学生上学的影响是很大的。现在有一种说法叫“裁撤并”的政策，为了考虑办学的质量，特别考虑经济效益，要把一些教学质量差的边远地区的教学点或者是村小砍掉，集中在乡中心办学，这样才符合经济效益和规模效益，有比较好的教学质量。学校越大，教学质量越好，这个观点有待讨论。对一个农村的孩子，特别是边远的孩子，这样的做法只会把他们一步步的屏蔽在高等教育之外，我个人对“裁撤并”的政策是有些不同意的。大家看世界银行80年代的统计，读小学不出队，读中学不出社，就是村里如果有了小学，就可以使孩子在附近上学，小学阶段，距离对于孩子们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在79年以前是村村有小学，乡乡有中学的，我觉得这对当时中国普及义务教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97年我在一个叫陡寨的地方调查，晚上我看见一群群的小孩子打着手电筒从学校回家，可以看到学校周围的山上星星点点，慢慢晃动，这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场面。在那样一个地方，如果孩子不能就近上学，那么那些孩子就要比城市的孩子多走出很多很多路，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他们的升学率只有20％，这些孩子就被这一道道的门坎堵住了。“裁撤并”的方案中提到了要让孩子集中住宿，这样有助于教学的管理，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住宿将会增加农村家庭的负担，这其中有住宿费，我在甘肃调查，一个学校的住宿费是20块钱，好像很便宜，但住宿条件非常之简单，大家可以看这张照片，这么小的地方住8个人，在内蒙时我看到每个学生只有一块半砖的地方睡，就只能侧着睡，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条件，如果有些学校连这样的住宿条件都没有的时候，他就必须在学校旁边的农舍里租房。学生要带着自家的被子、还要带着粮食，这是孩子上学路上我们拍的，他们必须带着菜和米去上学，有的还要带柴火，如果让学校给他们做饭的话，这样又要每天交一块钱，我们知道他们很穷，负担不起一天一块钱的经费，所以他们就自己开小灶，煮着半生不熟的饭吃。所以你如果没有自己看过这样的情况，就可能会说集中办学多好多好，没有从农民的角度来考虑，孩子不能就近上学对他们来说会有多大的负担。这些负担有住宿费、生活费，而且对于他的家庭来说就此失去了半个或者是一个劳动力，农村的孩子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家里的一个或者半个劳动力，打猪草、放羊等，所以孩子去学校以后家里就丧失了这样的劳动力，尤其女孩子还要负担更多的家务活，很多男人都出去打工去了，所以家庭中剩下女性来承担家务，如果女孩去了学校的话，母亲就很难负担整个家庭，所以她往往将女孩子留在家里，所以女孩子上学的比例特别低。我认为对于贫困地区这种“裁撤并”的政策基本上是从城市里或从东部的经验和视角提出的观点，我们的学者是非常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学校在我们的农村地区是很多的，这样子的学者这样子的观点所以就会形成“集中办学、集中住宿”更有教学质量的想法，我想对于那些无法走入大学殿堂的农村孩子，怎样让他们拥有基本的技能可能是更重要的，所以我认为如果你只是从经济的效益来考虑学生的话，“裁撤并”是可行的，但如果我们从每一个学生都应该接受教育的角度来考虑的话，那么教他们一些农村的基本技能可能更重要。

　　下面我们来谈学校的师资部分。越是贫困的地区公办教师越分不下去，民办教师、代课教师的比例越高，现在已经没有民办教师这种称法了，都叫代课教师，其实代课教师是换汤不换药，其实它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没有得到国家认可的民办教师，因为国家不允许有民办教师，而扮演民办教师功能的人仍然存在，事实上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边远地区民办老师的问题，所以就出现了代课教师之说。代课教师比民办教师享受更低的薪水待遇，有的人只有50块，最多不超过150块，越在边远的地区，公办教师越分不下去，那它就只能用代课教师，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机制。代课教师是没有得到国家承认的，他们不像公办教师工资由国家来给，代课教师的工资是由村集体和农民来付，所以他们要自己集资办学，自己负担老师的费用，用代课教师它的教学质量通常是不达标的，不过我对教学质量有一些看法，不一定他是一个合格的教师，就是一个认真的教师，如果他不愿在农村教学，他就不会认真教学，还不如一个代课教师，他将在农村教学看成是自己一生的事业，很认真的投入，虽然他没有很高的学历，但在义务教育阶段他还是完成了他的责任，所以，我认为农村边远地区的代课教师是挑起了农村教育的重任，他们以非常少的工资承担了别人重很多倍的责任。这是甘肃4个县不同教师的分布，可以看出它代课教师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有点甚至超过了1/5，最低的也有将近1/10，教师的收入可能最高的也就600多块钱，可是最低的就只有100多块钱。这是我1995年在雷山县一个村小中，一个教师在他自家门口贴的对联：“教学家务双管齐下，校长老婆两面夹攻，横批”左右为难“”。更重要的是我认为现在我们的课程设置基本上是一个城市化的设置，农村的教育是为了培养城市精英而服务的，严重脱离农村的实际，学生在学校很难学到很农村发展有用的一些技能、知识，他们很早就休学了，他们认为反正我已经识字会算术了，这样就可以了，学校中的教育对他们来说完全没有用，或用处不大。所以农村学生是“升学无望、就业无路，致富无术”，有点人甚至认为学生回农村后“种地不如老子，担担不如妹子，管家不如嫂子”，严重地影响农民送子女上学，而且我们的农村教育是使农村的孩子上了学以后是唾弃农村，而不是留在农村，更多的是让他们离开农村，而不是留在农村发展农村，他学的都是非常城市化的知识，就像电脑和英语等，我并不是说他们不应该学习英语，而是说应该让那些能够升学，学习英语对他们有用的人学习英语，而让大多数不能升学，以后要留在农村或者到周边城市打工的孩子学到一些他们今后将会用的到的知识。

　　下面我们来谈课程设置中民族文化因素，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怎样让学生继承和发展本民族文化。少数民族地区实际上有一套自己社会化的标准，而不是学校所教的一些东西，我们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他们就谈到，女孩子上来学以后不会刺绣，当地老百姓衡量一个女孩能不能干就是看她是否会刺绣，因为她们在出嫁时是要自己绣一套嫁衣的，并且女孩上来学以后还不会唱山歌，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唱山歌是一项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认为学校教育是好的，我们要他们来上学，可能我们是用我们的观点来规范他们。还有一点就是语言文化的障碍，特别是在小学入学时，学生学习汉字是很困难的，小孩子从小讲的是家乡话，如果老师不是运用双语来教学，那这些孩子就会觉得没有办法学下去；而且如果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无法去理解当地的情况，那么也是不利于当地的发展的，我们的课本中乡土教育的部分是很少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宗教信仰，很多学生愿意到教堂去念经，而不愿去学校，因为学校所学的东西对他们无用，而且教堂念经是不收钱的。

　　下面我们来谈一下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强迫教育也是国民教育，即使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义务教育也是国家行为。意即上级有责任担负起提供有利于儿童入学的各种条件及机会，人民也同时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我们考虑人们的义务教育应该从人民的角度来考虑，而不是从经济与效益的角度来思考。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都不能少”，保证每一个孩子都能顺利接受义务教育。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得出今天的四个结论

　　1.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应该是以国家投入为绝对主渠道。农村义务教育所存在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2.目前基础教育分级管理、地方负责的模式对极度贫困的地区是不现实的，地方经济的贫穷，是不可能承担普及教育的任务的。

　　3.因此国家应该把资源投向最贫困和处境最不利的人群（例如免费义务教育，奖学金和教科书资助等）。而且必须由中央和省级财政负担，不能再继续“穷地方办穷教育”的管理模式。

　　4.上级的投入要以国家的投入为主。在国家和政府方面，就必须事先采取一种坚定的社会政策，纠正教育资源和力量上分配不公平的状况。

目前国内的助学项目大都是一次性捐助，不具备可持续性。下面以惠黎基金会为例，介绍一种可持续助学项目。更多详情见：http://www.phelex.com/cn/index.htm


可持续助学计划是惠黎基金会开创的一个可持续性助学扶贫的新方式，这种方式经过反复实践和论证，已被证明行之有效。基金会以乡村中小学为运作单位，建立勤农助学基地，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应用和现代化、民主、公开的财务管理取得项目收益，再将收益全部用于助学、助教及改善教育条件。 惠黎基金会自1995年以来在中国开发了30多个有永久或半永久资金来源、有合作伙伴参与、公众支持和志愿者参与服务的项目。基金会董事、合作伙伴、捐赠者以及各界友好人士都为这些亚洲项目的成功所鼓舞，并坚信基金会运作的扩大将会使更多贫困地区的学童享受教育带给他们的希望。

以下是惠黎基金会的助学理念：

一、可持续救助： 是惠黎基金会理念的核心。与一次性捐助不同的是，惠黎基金会捐助5,000至30,000美元帮助学校建立小规模生态农业项目，并提供农业技术、项目策划与监控、财务管理决策方式诸方面的培训。项目一般在2至3年内产生较稳定收益。惠黎基金会项目收益首先用于为受援学校贫困学童减免学费、书本费、食宿费，其次可用于改善学童营养及改善教学条件。在项目产生收益前，惠黎基金会可为学校的"惠黎助学基金" 提供1至3年的直接援助，使学童及早受益，惠黎助学基金将优先资助贫困的女童和少数民族学童。

二、志愿者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地方合作伙伴： 是可持续助学项目的基本要素。基金会主要依靠志愿者担任项目监督员、技术指导员、顾问、社区议事协调员、会计、摄影师和当地筹款人等，他们中的许多人利用良好的商业意识来经营和管理生态农业项目，使项目能够取得好的收益。志愿的"企业家"可以是老师、校长、地方官员、村民和家长。为了优化财政资源的应用，我们与认同基金会理念的当地非政府机构和政府机构开展合作。当地合作伙伴通常提供部分现金、土地、生产资料、市场及免税待遇。

三、社区议事会： 由5至11名家长、村民、志愿者组成，经当地学区民主选举产生（社区议事会可以是已经存在的村民委员会）。职责是对与项目有关的事宜予以决策。这些决策包括：

根据捐赠者的意愿和公开、公正的原则发放助学金、奖学金、教师津贴和营养餐资金

监督助学项目的财务和帐目，确保其真实、透明

为校长提出学校整体财务管理的建议

帮助学校和惠黎基金会筹集额外助学基金，资助学区内贫困学童

定期向惠黎基金会和当地政府提供报告

社区议事会制度作为可持续助学项目取得成功的基本原则之一已被受援学校所在乡村广泛接受，并逐步推广。

四、财务管理： 惠黎基金会为所有捐助项目提供财务管理方法，包括可行性研究、预算程序、采购、核销、财务报告（现金流量表、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审计、收益预测、分配计划和财务信息披露。基金会的资助专款专用，项目款不可挪作它用（如支付各种税赋、上级收费、购买土地、补发上级拖欠的教职工工资等）。援助项目的收益也不可用于向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现金和实物。



附：惠黎基金会乡村社区助学研讨会总结报告


由惠黎基金会、惠黎(香港)基金会、加拿大公民社会项目、中华慈善总会共同主办，惠黎基金会具体实施的“乡村社区助学研讨会”于2000年8月4日——7日在北京成人教育学院如期召开。来自17个省、区、直辖市（京、鄂、湘、青、冀、晋、陕、赣、粤、桂、滇、黔、浙、甘、内蒙、新疆、重庆）、12个民族（汉、满、蒙、藏、土家、回、撒拉、布依、壮、仫佬、鄂伦春）的93位代表（其中女性21人，来自5个省、市，7个民族），参加了研讨学习。他们中有惠黎基金会资助可持续助学项目和其他受援项目的校长、教师，社区议事会成员；惠黎志愿者代表；中华慈善总会“烛光工程”项目学校和部分贫困省区慈善会负责人士；还有惠黎基金会董事成员、中华慈善总会项目官员；财政部、农业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惠黎北京高级顾问及合作伙伴。

研讨会采用图片展览、报告演讲、录像回放、案例辨析、问卷调查、座谈讨论等形式，就中国贫困地区乡村教育的社会帮助体系、资金募集机制和财务民主决策过程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一、乡村教育的社会帮助体系及其培育

惠黎基金会自1995年开始，在中国大陆贫困山区探索以乡村中小学为运作单位，建立勤农助学基地，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应用和现代化、民主、公开的财务管理取得项目收益，再将收益全部用于助学、助教及改善教学条件的可持续助学计划以来，在中国12个省区的28所乡村学校开发了30个有永久或半永久资金来源、有合作伙伴参与、公众支持和志愿者参与服务的生态农业助学项目。

在基金会援助项目所在地，政府、非政府组织及社区内群众组织当地资源以各种方式参与助学活动。富有创意的是：1998年秋，湖北省当阳市陈院乡希望小学在实施基金会援助项目过程中，学校与贫困学生家长签订协议以确保学童完成基础教育，为此成立了家长委员会参与管理和监督项目及收益分配。受其启发，1999年初，惠黎基金会在部分受援学校偿试建立“社区议事会”参与可持续助学项目的决策和监督。

社区议事会由5至11名家长、村民、志愿者组成，经当地学区民主选举产生（社区议事会可以是已经存在的村民委员会）。职责是对与助学项目有关的事宜予以决策。这些决策包括：
1、根据捐赠者的意愿和公开、公正的原则发放助学金、奖学金、教师津贴和营养餐资金；
2、监督助学项目的财务和帐目，确保其真实、透明；
3、为校长提出学校整体财务管理的建议；
4、帮助学校和惠黎基金会筹集额外助学基金，资助学区内贫困学童；
5、定期向惠黎基金会和当地政府提供报告。

社区议事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因受援地具体情况的不同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一年多的实验表明，这一制度作为可持续助学项目取得成功的基本原则之一已被受援学校所在乡村广泛接受，并逐步推广。基于如上事实，惠黎“乡村助学研讨会”将“社区议事会如何行使科学决策和民主监督职能”作为会议讨论的重点议题以期深化、发展。
会议在问卷调查、特别是青海省循化县撒拉女中“惠黎/鹿达宁香料园”项目、内蒙古通辽市巴彦塔拉中学“霞草/惠黎山杏基地”项目和河北省兴隆县八卦岭中学“优质果树苗圃”项目社区议事会工作过程的实况录像回放后，组织了专题讨论。代表们对可持续助学项目的民主监督形式、内容和措施及社区议事会的职责、范围、议事程序等发表了充分意见，之后对运营过程中出现的典型事例展开辩析。使与会者在直观上、感性上了解了社区议事会的议事程序和运作方式，更深刻地理解了社区议事会的基本职能。明晰了社区议事会在可持续助学项目中对现金支出、转户、再投资等重大财务问题所负有的责任。

参会嘉宾财政部官员何成军先生认为：惠黎社区议事会正是在项目财务监控、收益分配中执行的职能和发挥的作用使惠黎可持续助学项目的财务运作真正置于民主决策过程之下，并从民主程序中获得了“合法性”而得到学区内政府和师生、家长的认可、赞同和支持。社区议事会对可持续助学项目的监督，因其内容和实施主体、责任对象等因素，决定了社区议事会代表着受援地村民及全体学童的家庭利益，因而这种监管也更加具有民主性、公开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二、负责任的财务决策与惠黎可持续助学

负责任的财务决策是惠黎可持续助学计划得以实现的基本保证，亦是惠黎工作的灵魂。与一次性捐助不同的是，惠黎基金会捐助5,000至20,000美元帮助学校建立小规模生态农业项目，并提供农业技术、项目策划与监控、财务管理决策方式诸方面的培训。项目一般在2至3年内产生较稳定收益。惠黎基金会项目收益首先用于为受援学校贫困学童减免学费、书本费、食宿费，其次可用于改善学童营养及改善教学条件。在项目产生收益前，惠黎基金会可为学校的“惠黎助学基金” 提供1至3年的直接援助，使学童及早受益，惠黎助学基金将优先资助贫困的女童和少数民族学童。

惠黎为所有捐助项目提供财务管理方法，包括可行性研究、预算程序、采购、核销、财务报告（现金流量表、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审计、收益预测、分配计划和财务信息披露。

几年来，惠黎基金会及其志愿者、合作伙伴在严格财务管理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使基金会的财务运作原则得到贯彻和坚持。此次会议又将公开的、负责任的财务决策作为研讨的重点，提交参会者讨论，以求更规范、更具实效。

会议期间，惠黎嘉宾注册会计师张家瑞女士系统讲授了财务与会计常识，并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为代表们演示了从原始凭证到会计报表的系列会计核算程序。清晰了救助帐目与可持续助学项目财务上的分割和联系，进一步加深了代表对帐目处理整个过程的理解。基金会会长周元先生还就可持续助学项目的财务控制发表了观点。要求受援学校在按基金会要求设立资金使用专门帐户的同时，严格预结算制度。项目执行期间内，除规范反映项目实际支出情况和收益分配情况的明细帐目外，还须建立资产负债、损益、现金流量三大财务报表。惠黎期望通过公开、公正、负责任的财务决策实现助学资金的最大财务和社会效益。

此外惠黎嘉宾农业部专家信乃诠先生、社科院博士刘小春女士分别发表演说，就中国农业科技发展新趋势和教育与减轻中国乡村贫困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和新思路。

惠黎基金会
2000年9月27日

相信大家都听过“助人为乐”这句话，不知有没有听过“助人自助”这句话呢？

其实“助人自助”是国际上很多民间组织的核心理念，意思是帮助他人的目的是为了让受助者自己帮助自己。在这种理念中，受助者是项目的主体，在资助者的帮助下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进行自我发展，早日摆脱困境。这种项目即使资助者以后撤出，也具有可持续性。相比之下，目前国内很多民间团体的理念还停留在“助人为乐”这一层面，受助者只是一个简单的受体，消极被动地接受资助者的帮助，自身并无发展。一旦资助者的热情消褪，这种项目是很难持续的。如果把“助人为乐”比做”授人以鱼“，那么“助人自助“相当于”授人以渔“。

至于“助人自助”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应用领域也是极其广泛的。仅就助学而言，惠黎基金会的勤农助学项目，简单助学的定单农业项目都是”助人自助“很好的实践。当然对于大多数助学团体来说，开办校办农场不太现实，资金和人力都是问题。不过，在”助人自助“方面还是可以有所做为的。

大家肯定听说过义卖这个词，这种慈善活动在国外非常普遍，比单纯的募捐更受欢迎。比如香港乐施会的”乐施米“义卖活动一直是筹款的有效途径。原因何在？因为相对于把钱投入募捐箱而言，义卖让捐款者也得到了物质上的回报，而不仅仅是赠予。对于助学而言，义卖也是可行的，不少团体都组织过类似的活动。不过以”助人自助“眼光来看，义卖的东西不应是商家或团体自身捐赠的物品，而应是受助人自已劳动生产出来的物品。这样的话，受助者通过自身的劳动帮助自己摆脱困境，资助者通过购买物品帮助了受助人。某种意义上，两者之间是平等的，而不是施与受的关系。

那么，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拿来义卖呢？依我看来，土特产和手工艺品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受助者大多来自偏远山区，很多还是少数民族地区，当地的土特产，比如茶叶，药材等，当地的手工艺品，比如饰物，编织等，对于城里人还是满有吸引力的。这方面有一些成功的尝试，比如自然之友在北京为贵州草海保护区的孩子的手工绣品举行义卖，惠黎基金会在北京为湖北一所山区小学种植的滴水茶举行义卖，等等。事实上这种义卖在网上也是可行的，不信的话看看易趣的交易量就知道了。

当然，义卖的前提是必须是受助者自己或家庭生产的物品，资助者必须是自愿购买，义卖所得必须全部返还受助者，并且必须用于指定的资助项目。

最近发现国内外有那么多的助学团体，却没有几个关注农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

可以说，跟随父母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弟面临的教育困境比农村更严重。在农村至少还有学校可以上学，在城市他们几乎找不到自己的学校。公立学校进不去，即使进得去也读不起。民办学校条件差，缺老师，教育质量无法保证。

一心想着助学献爱心的朋友们，其实不必跑得那么远，在你的身边就有许多失学儿童需要帮助，又何必一定舍近求远呢？如果你想资助，完全可以资助打工子弟读书。如果你想支教，完全可以到打工子弟学校去义务教学。

衷心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农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因为他们与城里的孩子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

我的小外甥女要上小学了,这些日家人为此颇伤脑筋.按照就近入校的原则,原本是安排到小区旁边的一所小学,可是她的父母听说附近的实验小学教学质量很好,于是想托人找关系进实验小学.一打听要交赞助费三万元.此外,学校还办了几个实验班,每个新生都要配一台价值近8000元的笔记本电脑.钱在其次,关键是能不能进实验班还是个问题,据说只剩下两个特批名额.因此只得先在小区旁边那所小学报上名,再看情况而定.前日开家长会,校方告知该校也办了一个实验班,与实验小学完全相同,也是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

这是我头一次听说小学一年级就配笔记本电脑,要知道我还没配笔记本呢.感叹落伍的同时,更为感叹我国教育事业的日新月异.其实上述提到的还只是实验小学和实验班,如果是上附近的北大附中的小学部,一年的学费就近二万,读完小学的钱几乎可以出国读书了.

由此想到前些年热闹一时的贵族学校,如今大多消声匿迹了,其结果却是其它的学校都贵族化了,包括公立学校在内.当然教育部门不会这样应该认为,他们认为自己搞的是素质教育.在此我折衷一下,估计称之为精英教育.所谓精英教育当然是培养精英的,而且是从小培养.目前大城市的这种精英教育已经延伸到了幼儿园,北京一些幼儿园的费用已经超过了一般大学.由此看来,小学生配笔记本也很正常.

世界总是有两面的,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里一样有阴暗的角落.前日电视里有一个关于打工子弟入学问题的调查节目,那些跟着父母走南闯北的农民工的子女根本上不起公立学校,虽然名义上他们享受与城里孩子同等的入学资格.他们只能上那些极度缺乏教育设施和师资,也没有办学资格的地下学校.条件好的还有几间教室,条件差的只有一个窝棚.原因只有一个:没钱!一台笔记本电脑需要全家不吃不喝几年才能攒得下来.

留在农村的孩子又怎么样呢?他们可能因为家里交不起一学期几十年的学费而掇学,或者因为没有每天二元的生活费而辍学.他们可能因为撤并校而不得不走上几十里山路去上学,或者因为校舍和师资不足而无法入学.即使他们能够考上高中,一年一千多元的学费足以让一个本可勉强度日的家庭破产.既使他们有幸能够考上梦寐以求的大学,一年近万元的学费只能让他和他的家人彻底绝望.

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我不是鲁迅笔下的狂人,不然怕是也要喊出一声"救救孩子".记得前苏联领导人访美时曾经说过,我们有很多原子弹,但我们却没有足够的轮椅.如今的中国有很多投资几十亿的大学,投资几亿的中学,投资几千万的小学,却没有足够的穷人上得起的学校,让每个孩子都平等地享受义务教育.

这个社会不仅仅需要爱心捐助,更需要平民教育.我们不仅仅需要有钱人的学校,更需要穷人的学校.既然国家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那么每个正直的公民应该行动起来,为那些城里或者乡村上不起学的孩子们出一份力.还好,志愿者们已经在行动了,时隔七十年后,平民教育必将再一次走上历史舞台,希望这一次不会过早地凋谢.

在我看来,义务教育就应该是免费教育,无论贫者还是富者,都应该接受国家给予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免费教育.如果做不到九年制免费教育,至少应该做到六年级免费教育.

事实上越是贫困地区,越要为学费发愁,几十块钱可能断送一个孩子的上学梦.与此同时,大批的助学团体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判断某些孩子应该资助而某些不应该资助.无论再怎么认真细致,本质上还是在用自己的观点人为地划分得到免费教育的权力,以实现某种表面的公平公正.

老实说,我已经被这个问题困惑了多年,今天突然想明白了,何不跳出这个圈子去思考,或许别有一番天地.与其做有罪推论,不与做无罪推论,即任何孩子都有接受免费教育的权力.这种权力不应是资助者给予的,应该是由校方给予的,甚至是由国家给予的.

那么,这种免费教育是否可行呢?发达地区自然有这种实力,那么贫困地区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试着分析一下学费都用在了什么地方?目前的学费可以分为书费和杂费,书费是用来购买教课书的,杂费是用来维持学校日常运作的.农村地区的学校大多没有或者很少有行政拨款,学费几乎是学校唯一的经济来源.但是学费的使用情况到底如何呢?事实并不理想.

以书费为例,教科课每年一换,内容大同小异,价格却是见涨,不管有用无用,辅导书和练习册越来越多.解决办法是变废为宝:可以收集一批旧教科课作为学校的资产,供学生免费使用,升级后交还学校,再给下一届学生使用.这样就可以将书费的成本基本降为零.当然这种方法不适用于应试教育.我曾在一个助学团体见到某杂志社捐赠的大堆教科书,却因为版本不符又无法使用,同时学生却买不到新版的教科书,因为错过了订书的时间.这真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以杂费为例,不少学校有相大一部分开支用于招待各级领导考察,或者添置不必要的设备.解决办法是开源节流:一方面尽量压缩各种行政开支,一方面通过开办校办产业增收.据我所知,一些乡村学校开办了校办农场,既可以缓解学校的经费紧张,又可以给学生一个劳动实践的场所.当然这种方法也不适用于应试教育.在很多农村中学,一个初中生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所有的休息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其它的时间都在上课.

如此看来,免费教育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国家政策从部分减免走向完全免费,或者关注教育的有识人士的先行一步.